“莫高精神”是一代代莫高窟人信念的體現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指出，“一代一代敦煌人秉承‘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在極其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蘇伯民介紹，“莫高精神”這16個字是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時，由敦煌研究院的老院長樊錦詩總結出來的。在敦煌研究院70周年院慶即將舉行前，樊錦詩院長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敦煌研究院已經走過了70年的光輝歷程，70年中在保護、研究、弘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績，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哪些精神方面的因素有關系呢？后來一代代年輕人將會繼續按照老一代開創的保護、研究、弘揚的道路持續走下去，那么老一代人是秉承著什么樣的精神支撐才能取得今天輝煌的成績呢？她思來想去，最終總結出了這16個字。

據樊錦詩院長回憶，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44年。建院的時候，莫高窟可以說是一片蒼涼，很多底層洞窟都被風沙掩埋，很多壁畫、彩塑都面臨即將脫落、傾倒的危險，生活條件非常艱苦。

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第一批莫高窟人來到莫高窟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景象。當他們進入洞窟，看到里面從南北朝時期到元代十個朝代留存下來的精美的壁畫時，認為需要很好的技術、很好的一批人才，來對這批壁畫進行保護，因為它們是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

蘇伯民表示，正是這樣的想法，讓那代人堅持留了下來。在沒有經費、生活條件特別艱苦的情況下，他們開始了對莫高窟進行保護研究的工作。在當時沒有任何機械條件的情況下，他們清理洞窟積沙、想盡辦法對壁畫采取各種各樣的保護措施，挽救了大量瀕臨脫落的壁畫。與此同時，他們從全國各地招募不同領域的專家來到莫高窟，開始了對莫高窟考古、美術等方面的研究。一段時間過后，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使得莫高窟一片蒼涼殘破的景象慢慢得到了改善。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莫高窟的“容顏”一步步慢慢地恢復了昔日的光彩。

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反彈琵琶

蘇伯民逐字對莫高精神進行了解讀，他說：

“樊錦詩院長是1963年來到莫高窟的，比常書鴻先生晚了一些年。常書鴻、段文杰以及后來的幾代莫高窟人，始終都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就是：要在這特別艱苦的荒漠戈壁的環境中，堅持下來、堅守下來。所以，樊錦詩院長后來總結的‘莫高精神’的第一句話就是‘堅守大漠’。”

“這批莫高窟人幾十年中就一個想法：要把這批珍貴的遺產保護好。無論遇到多么大的困難、無論生活上遇到了什么樣的難以過去的困苦，他們都能堅守下來。這是一種特別虔誠或者甘心的奉獻精神，所以樊錦詩總結的“莫高精神”的第二句話就是‘甘于奉獻’。”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的文物保護工作得到聯合國以及各個方面的高度重視，在黨和國家（特別是國家文物局）有關方面的支持下，莫高窟開始了國際合作。1987年，莫高窟被列為我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前后的過程中，特別是申報的過程中，樊錦詩院長這一代莫高窟人，學習了關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聯合國發布的相關憲章理念。后來，我們開始和國際文物保護機構廣泛開展合作，學習他們關于文化保護的理念、技術還有研究的科學方法，探索適合于莫高窟長久保護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這就是一種擔當精神，即‘莫高精神’的第三句話‘勇于擔當’。”

“‘莫高精神’的最后一句話，是‘開拓進取’。莫高窟是我國的珍貴文化遺產，也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如何把莫高窟保護好，把它的價值逐步挖掘、闡釋出來，向全社會進行廣泛傳播和推廣，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增強作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自信？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們在莫高窟的保護、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手段，自主組建了科研團隊，積極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科研計劃，積極爭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得莫高窟的保護做得越來越好。同時，我們也拓展了像數字化保護等新的科技手段，在旅游管理、游客開放方面也創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方法，并在實踐中加以應用，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這便是一種開拓的精神。”

敦煌研究院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各界支持

1987年，莫高窟成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從那個時候起便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關注和關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牽線搭橋下，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敦煌研究院開始和國外的一些文化保護機構開展了有關莫高窟保護、管理以及相關技術方面的合作。

蘇伯民認為，敦煌研究院在事業、工作上取得的進步，離不開各個方面的支持：

“這些年中，我們最早在美國蓋蒂基金會支持下與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了長達30多年的合作，包括風沙的治理，莫高窟壁畫的保護技術，以及莫高窟的保護管理、保護規劃、游客承載量等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都是在美國蓋蒂基金會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開展這些研究的過程中，敦煌研究院在國家文物局支持下，每年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雙方密切開展合作，使得莫高窟的保護管理一步步發展得更好。這些成果也都很好地應用在了莫高窟的壁畫保護、遺址管理等方面。”

莫高窟第148窟數字化采集工作現場

“在數字化方面的發展中，敦煌研究院最開始是得到了美國梅隆基金會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上世紀90年代初，在美國梅隆基金會支持下，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西北大學開展了數字化方面的合作。我們當時也和國內的一些高校（比如浙江大學）以及甘肅省科技廳展開合作，在國家部委的支持下，探索數字化技術。這么多年過去，我們也形成了一整套數字化采集、數字化數據處理、存儲等一系列的關鍵技術。”

“人才培養方面，敦煌研究院的很多學者都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和其他的學習機構做過訪學。這些經費主要來自平山郁夫先生支持的日本文物保護振興財團，他們每年會提供兩到四個名額，資助敦煌研究院學者去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進行訪問交流。這樣的訪學經歷，大大提高了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在研究方面的水平，拓寬了他們的學習視野，助力了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發展。”

蘇伯民強調：“特別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持續關心支持敦煌文物保護各項事業的發展。在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共同發起了數字供養人項目。這個項目的資金使得我們完成了莫高窟第55窟數字化采集工作。后來，我們還和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羅哲文基金等展開合作，開始了對莫高窟一些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

“最近幾年，我們和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合作更加緊密。我們也希望今后莫高窟的各項工作能夠繼續得到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支持。我們以往所取得的一些比如數字化項目的成果，譬如通過數字化的手段所采集到的高清的敦煌壁畫的圖像，在敦煌學的研究、考古以及對外的合作展覽當中，都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之后，我們希望在文物保護和文物數字化方面，持續得到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支持。”蘇伯民展望道。

敦煌文物保護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

“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護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可以說主要是依靠科技，也離不開科技。”蘇伯民說。

他表示，文物保護在我國算是比較后期建立起來的一門獨立學科。但在這幾十年當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得到了非常好的發展，也有大量的成果涌現。這些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現，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文物保護工作的發展，文物保護效果也越來越好。

“我本人幾十年都在專門從事文物保護科技方面的研究。我親身的體會就是：文物保護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需要各個學科的原理、相關知識，以文物保護的需求為對象，開展各方面問題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越來越清晰地了解到文物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所產生的原因，以及我們如何選取或采用適合的保護材料、適合的保護方法對文物進行最適宜的保護。現在這種理念也成為了社會各界的共識。”蘇伯民結合自身經驗分析道。

敦煌莫高窟第55窟壁畫保護修復工作現場

“從敦煌研究院的經歷來講，比如在壁畫保護方面，1957年我們就開始了國際合作，引入了一種注射的方法修復起甲壁畫。當時，針對這種材料，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國專家并沒有告訴我們，他們用的是什么樣的材料。后面是我們自己的專家通過科研的方法，篩選選取了適宜敦煌壁畫修復的保護材料，并用這個保護材料搶救了大量的壁畫。”蘇伯民細數過往經歷，“后來，我們與國外科研機構合作，學習了國外在研究文物保護方面所使用到的各種方法、所沿用的保護程序，以及對材料解析的技術方法、評價文物保護材料的指標等。這里面都是采用了科技的手段。”

蘇伯民分析說，時至今天，我們解決文物保護遇到的難題和瓶頸問題，都是要用到科技的方法。文物保護作為一門科技性很強的專業工作，需要解決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古代材料和工藝要深度解析，對它的解析就要用到各種各樣的科技方法。”

“其次，文物經歷這么多年歲月的滄桑、經歷了人為和自然環境因素的破壞，這些影響令文物本身的材質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比如它的成分、物相、結構等方面以及外在的一些力學強度，令它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這都需要一些科學手段對它進行解析、對它所經歷的過程進行實驗室模擬，從而得出比較準確的比如產生劣化、病害等各方面的原因。就病害而言，今天我們已經了解到比如受到空氣、溫濕度的影響，空氣污染的影響，環境中微生物的影響等，這些對文物所造成的影響都是不太一樣的。所以，要廣泛采用各個學科的原理和方法對其進行研究。”

“第三，文物保護需要研究劣化的速度，目前的狀況是穩定的，還是繼續向前發展的，或繼續惡化的？我們也要對其進行監測評估，就需要用到科學的方法。”

“最后，是我們常說的對文物進行修復和保護。修復的過程中就要用到適宜的材料，那如何選擇一種適宜的材料呢？也要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對其進行評估。之后，對文物實施保護修復以后，對它的保存狀態的監測、評估也要用到科學的方法。”

蘇伯民認為，多年以來，各種各樣的科技手段和科技方法不斷進入文保領域，逐步形成了一套嚴謹的文物保護科學研究的整體程序，各個程序步驟都有對應的技術方法。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發展，越來越多的科學方法不斷進入文物保護領域，文物保護技術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在壁畫保護方面，敦煌研究院多年來也是按照這種思路和方法不斷完善、不斷探索。我們針對壁畫所產生的各種病害的機理，選擇適宜的保護材料，不斷引入各種各樣的技術方法解析古代的工藝、古代材料的變化過程，才使得我們今天在文物保護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績。

“這些成果的取得，令莫高窟的壁畫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們的這些技術成果不僅應用于莫高窟的保護，還應用于全國其他同類遺址的保護，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蘇伯民強調。

浙江金華太平天國侍王府壁畫保護工程（一期）施工項目

文物的實體保護和數字化保護并行不悖

蘇伯民表示，敦煌研究院做數字敦煌的初衷，就是要敦煌壁畫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我們利用數字化的手段，對現在所看到的敦煌壁畫進行永久地、高保真地保存，使珍貴的數據可以保存下去。”

他強調，同時我們也在進行對實體洞窟的保護。經過多年來搶救性的保護和修復，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現階段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對莫高窟很多瀕臨危險的洞窟的保護和修復，使得洞窟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

監測預警平臺

“近十年來，我們專注開展預防性保護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這些成果中，包括在洞窟內安裝了一整套風險預控的監測系統，可以實時監測洞窟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巖體含水量以及振動等，這些都是影響壁畫長期保存的風險因素。我們再對這些因素影響壁畫保存的閾值進行科學的研究，通過監測預警體系的設立，可以使所有環境因素和環境指標都處在安全的范圍之內。”蘇伯民說，“同時，我們每年都對壁畫的本體進行目視和高清照相的記錄式監測。經過這么多年的監測，莫高窟大多數的情況還是比較穩定的。但是，今后我們還是要進一步完善風險預警監測系統，使它預防性保護的能力和效果不斷提高，以更好地使莫高窟壁畫長久地保存下去。”

蘇伯民介紹：“數字化的成果，也是預防風險發生的一種數據記錄的手段。今天，我們有了這樣的技術，可以把這些珍貴的信息通過數據的方式保存下來，不僅是要用于壁畫信息的記錄，在數字化成果的應用方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首先支持學術研究。數字化成果作為最清晰的現狀資料，可以輔助開展美術臨摹、開展考古研究、開展文物保護研究等。針對敦煌學研究，我們建立了數據庫，讓學者坐在電腦前就可以仔細地看到壁畫當中的每一個細節，不必非前往洞窟觀察。我們也用這些數字化的高清圖片出版了一些敦煌文化的學術專著以及畫冊。”

“這些年，我們還舉辦了很多展覽。這些高清輸出的精美敦煌壁畫可以很快地帶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為在全世界做敦煌文化的普及、展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蘇伯民認為，實體文物的保護和數字化保護，是文物保護工作中兩個并行不悖的技術途徑。我們一方面要做好這些珍貴信息的記錄，同時也要做好文物本體的保護，使得更多的現代人，乃至后代，都能夠看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莫高窟的容顏，能夠看到莫高窟壁畫精美的細節。

《敦煌研究》學術期刊

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

2024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據蘇伯民介紹，敦煌研究院總結80周年，有兩個“不變”：第一個“不變”，就是敦煌研究院所堅持的“保護、研究、弘揚”的辦院方針沒有變，將來還要這樣持續地做下去。第二個“不變”，是要堅持“莫高精神”，以“莫高精神”為事業發展的前行動力，使得每一個莫高窟人都能秉持“莫高精神”把保護研究工作做好。

蘇伯民表示，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專程到莫高窟視察，并在敦煌研究院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強調指出，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五年來，敦煌研究院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要求，在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蘇伯民認為，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首先，敦煌研究院所保護的文物要有良好的保護狀態，使文物不再進一步地劣化，這需要一系列的科學方法、科學體系對它進行監測和研究；再者，敦煌研究院要培養一流的保護能力，不僅在國內要領先，還要爭取在世界上領先，在壁畫的預防性保護方面要創新性地提出自己的保護材料和方法。

他提出，在建設敦煌學研究的高地方面，敦煌研究院要搭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敦煌學研究平臺。敦煌研究院是國內外最大的關于敦煌學的研究實體，我們要發揮這個平臺的作用，建設最全的敦煌學研究的資料中心，并搭建學術平臺，每年吸引全世界的學者在這個平臺上分享他們在敦煌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同時，發揮敦煌研究院自身在敦煌學研究方面長期以來所積淀下來的學科方面的優勢。比如在石窟考古方面、在敦煌藝術方面，敦煌研究院多年來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也有很多優秀的學者涌現。所以，敦煌研究院是有一流的成果，也有一流的專家團隊。

“今后，我們在這些方面都要持續努力，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建設得更好。同時，進一步總結我們所掌握的一些經驗和做法，把它變成行業的規范和標準，讓這些規范和標準能夠應用于國內其他遺址的保護當中，乃至應用于國外的同類型遺址的保護當中。”蘇伯民總結道，“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輸出一些敦煌方法、敦煌經驗、敦煌標準。未來，我們將逐步按照這樣的思路不斷探索、不斷研究、不斷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