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3年籌備建設，11月12日，位于山西襄汾縣的陶寺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

陶寺遺址博物館開館儀式。本文攝影：盧鵬宇 張超寧

陶寺遺址博物館航拍

這是一場考古界的盛會。來自全國考古領域、博物館系統、文化遺產領域的30余位專家齊聚一堂，共話陶寺文化與中華文明。

這是陶寺考古人翹首以盼的一天。歷經46年、5任考古領隊的豐碩考古成果擁有了高質量展示中心。

這也是文博愛好者的盛宴。大眾期待的彩繪龍盤，以及從未公開展示的圭尺等閃亮登場。多璜聯璧、銅蟾蜍片飾等230件（套）珍貴文物集中亮相。

彩繪蟠龍紋陶盤，陶寺遺址核心文物之一。陶寺一共出土四件龍盤。盤曲如蛇，身體上見有鱗狀斑紋，口銜枝狀物。陶寺龍紋為探索中華民族龍圖騰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多璜聯璧

朱書扁壺（展廳中為復制品，真品現藏于中國考古博物館）。扁壺為泥質灰陶，器表飾細條豎藍紋，是陶寺先民打水的工具。這件破碎的扁壺有朱書文字位于兩面，十分珍貴。

陶寺遺址位于襄汾縣陶寺村，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年代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

遺址1958年被發現，1978年正式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

陶寺遺址早期彩繪陶器

46年來，大規模墓葬群、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氣勢恢宏的宮城宮殿遺址，以及中國歷史上最為古老的“觀象臺”等先后被發現，一個沉睡于地下數千年的都邑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

陶寺遺址博物館有什么看點？陶寺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為何如此重要？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探訪陶寺遺址博物館。

4000多年前已能“經天緯地”

文明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就是對時間和空間的掌控。考古發現，陶寺先民已經能初步管理時間與空間。

陶寺遺址“觀象臺”復原互動裝置。

在陶寺遺址中期小城內考古發現了具有系統“觀象授時”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觀象臺”，能觀測到20個節令，這些節令與當地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農事、宗教節日相聯系，成為目前已知最早、最完備的太陽歷之一。

陶寺遺址中發現的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種子

4000多年前，陶寺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適合農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看來，所謂“觀象授時”，授的是與物候密切相關的“農時”，主要用于指導當時的農耕種植，發展農業經濟。

顯然，陶寺文化時期，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博物館展出了陶寺遺址中發現的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種子，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除了“觀象臺”，陶寺遺址的兩個貴族墓葬中還出土了中國古代主流的天文歷法觀測儀器——圭尺和立表。

陶寺遺址的核心文物圭尺

展廳里，陶寺遺址的核心文物圭尺首次公開亮相，這是一件黑、綠、紅三色相間的漆木桿。

陶寺遺址立表

立表也是一根木質桿，其上殘存有紅色顏料。陶寺先民利用圭尺和立表來判斷節令、地中，并進行相應的大地的天文測量。

綜合來看，陶寺文明對于時間和空間的精準掌控，是為王權和社會政治服務，成為陶寺制度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都邑初具“都城氣象”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陶寺都邑可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三個歷史時期，大致經歷了興起、繁盛和衰落的發展過程。

陶寺遺址早期陶器

陶寺文化早期已開始筑城。

到了中期，城址聚落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宮城繼續沿用，這一時期增建了外郭城，城址面積達到280余萬平方米。完成了由單一的宮城，向“宮城—郭城雙城制”的轉變，構建了衛君與衛民相結合的都城規劃理念。

陶寺城址彩圖

中期都城分為宮城宮殿區、倉儲區、墓葬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此時的陶寺，人口密集，規劃井然，社會分工明確。

1號宮殿基址發掘現場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內城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其中，內城1號建筑基址面積達6500平方米，是迄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基礎之一，內城被判斷為類似后世都城中“宮城”性質。

陶寺遺址博物館展廳復原的大墓形制

在內外城之間還有多處墓地，大型墓葬集中分布，墓中往往有大量隨葬品；許多小型墓葬沒有任何隨葬品，說明當時不同群體之間社會地位差異顯著，階級分化嚴重。這些發現生動表明，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進入新的重要階段，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經初步具備早期國家特征。

陶寺文化晚期，大城城墻逐漸被毀掉，宮殿區開始衰敗，倉儲區已不存在……陶寺遺址成為普通聚落，并最終廢棄。

禮樂文明初現雛形

禮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禮制文化源遠流長。在黃河流域，禮制更多體現在規范世俗社會的身份地位和等級秩序。

陶寺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鑲嵌腕飾（左下）等禮器。

陶寺遺址出土了包括陶、玉、石、漆、銅等各種材質的禮儀用器。

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貴器物，種類繁多且有一定的組合，尤其在大型墓中成套出現，漆木器與陶器或互為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例如大墓中，1對鼉鼓、1件石磬、1件土鼓是固定組合；它們均發現在墓主左、下側，擺放位置固定；五座大墓入葬年代不同，但上述“規制”一直延續固定。

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展廳中為復制品）與鼉鼓（復原）。

在距今4300多年前，陶寺的統治者已經“以禮治國”，初步形成了禮制與禮樂文明。這是陶寺文明最大的特點之一。

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節點

陶寺文明在5000多年前的中華文明脈絡中處于何種地位？這還要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說起。

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廣受關注。

陶寺遺址博物館大廳

2002年春，國家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了重點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

銅蟾蜍片飾

銅鈴，樂器。陶寺遺址一共出土了7件銅器，是復合范鑄技術的萌芽。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

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實證了該區域已形成了城市和階層分化，初現王權禮制及早期國家的基本面貌。

彩繪折腹盆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進展成果顯示：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為古國時代。

在約為距今4300—3800年前后的古國第三階段，長江中下游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后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陶寺文明就處在這個階段，也成為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中的重要節點。

玉璇璣，禮器

玉獸面，禮器

此外，陶寺遺址是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并蓄、連綿不絕特質的生動寫照。

陶寺遺址出土的很多文物具有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和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因素，體現了陶寺文明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融合性和包容性。同時，陶寺文明的宮室制度、禮儀制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繼承、吸收，對后世王朝文明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