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體裁受《周禮·職方》《尚書·禹貢》等影響，其體例獨特、信息量豐富。經過多次校讎，發現其具有地方音樂史料價值。現從資料來源分析方志音樂史料的可信性；從編修過程分析方志音樂史料的嚴謹性和原始性；從編修目的和體裁分析方志音樂史料的不足之處。

所謂“方志”，是“地方志”的簡稱，古代稱之為“圖經”“地記”“山水志”，是記述地方自然和社會、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著述，是地方性的百科全書，有“史學”之稱。“方”即地域，“志”指記述，方志體裁受《周禮·職方》《尚書·禹貢》《山海經》等古籍影響。《周禮·地官·誦訓》中“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首次出現了“方志”一詞。方志在周秦時期已經存在，至魏晉南北朝進入大發展時期。東漢《越絕書》被譽為“方志之祖”，楊孚《南裔異物志》、陸胤《廣州先賢傳》、王范《交廣春秋》、裴淵《廣州記》、沈懷遠《南越志》、孟琯《嶺南異物志》為嶺南早期志書，部分已佚，內容散見于《水經注》《太平寰宇記》《文房四譜》《太平御覽》等古籍中。方志發展到宋代基本定型，體例正式規范，經元、明兩代發展，至清代發展到高度成熟期，現存方志大部分為清代所修。清代著名的史學評論家、方志學大師章學誠認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是研究地方風俗、禮樂、政治、經濟、地理的重要工具書，具有資政作用、存史作用和教化作用。方志保存有豐富的音樂史料，對研究者而言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從資料來源看音樂史料的可信性

方志內容引用其他文獻或民間采訪，收集地方公文、散文、詩歌等，是社會生活形態的原始記錄和實況描寫，具有較高的真實性和可信度。《肇慶府修志章程十四則》記載：“修志之事，擬分三節：一曰述舊；二曰增新；三曰刪正。述舊者，抄錄通志、舊府志、各縣志，無稍遺漏，乃合幕成一編，名曰底本，此述舊也。增新者，抄錄案犢、抄錄群書、抄錄采訪冊，無稍刪改，內分類增入底本內，于是名之曰長編——仿司馬溫公《通鑒》先為長編也。然后加以刪正，煩虛妄者削去之，冗蔓者剪裁之，鄙但者修飾之，訛誤者仃正之，或長編排幕錯亂者移易之，則成新志矣。”從肇慶府志編修分析，其材料來源有實地采訪金石、山川、古跡，記錄口述資料等；有各種藏書、檔案、行狀、家譜，勞役征稅記錄、人口統計、仕宦鄉賢事跡等；還有引用正史、舊志、類書、文人筆記等。由于新志是在舊志及其他文獻多次校讎的基礎上編修而成的，因此其具有真實性及代表性。

引用正史和舊志

方志引用著作首選舊志、圖經，后世修志以前代志書為底本，對前代志書詳加增訂或勘誤，正所謂“踵前人之舊，門類之舛錯者厘定之，事故之后起者續增之，刪其繁冗，補其闕略而已”，編者將重要的、可信的內容編進新志中。例如，道光《南海縣志》卷七《與地略三》引征舊志有《大清一統志》《郭志》《圖方輿紀要》《黃通志》《光孝寺志》《阮通志》《魏志》《東莞縣志》《郝通志》《花縣志》《陳佛山志》《金通志》《香山縣志》《南齊書》《州郡志》《通典》《廣州府志》《順德縣志》《元史地理志》《番禺縣志》；光緒《高州府志》卷六《與地·風俗》引征《化州志》中“正月朔后城鄉各為社會，擇善歌者為童子，鬼衣鬼巾，寅夜持鈴合歌，奏鼓樂，上下壇場翱翔緩步，謂之跳元宵，仍用道士化紙馬祈豐樂也”。

文人筆記和類書

筆記是古代的一種常見文體，大多記載歷史事件及人物評論、史料、典章、物產及王朝興廢、人物軼事、制度沿革、天文、歷算、星相等，所記內容去偽存真，還有作者對所記內容的分析。類書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其發展歷史源遠流長，對校勘、輯佚、查找文獻具有重要作用。方志引用文人筆記和類書很多，例如，道光《南海縣志》卷七《與地略三》引用的著作有《太平寰宇記》《廣東新語》《楚庭稗珠錄》《南海百詠》《南海古跡記》《羊城古鈔》《粵中見聞》《與地紀勝》《嶺海名勝記》《太平御覽》《攝生論》《嶺表錄異》《北堂書鈔》《觚剩》《千佛塔記》《廣州府移學記》《渭厓文集》《粵東筆記》等；道光《龍勝廳志》引用鄺露《赤雅》的“狪亦獠類，不喜殺，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長歌閉目，頓首搖足，為混沌舞，獠之有狪，猶獞之有大良也”。這對研究侗族音樂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采訪資料

編采訪冊需要設采訪局，以村為單位，數人一組，考證舊志，將其與其他文獻一同校讎編輯成檔案，給繪制圖形加旁注，采訪工作量繁多且需要有嚴謹的態度。如朱希祖所言：“一邑文化故實，必于是乎征，故必家求戶訪，以觀其實存，覽海內外藏書之目，以考其遺逸，而又博咨期艾，旁采歌謠。文獻足征，斯無憾事。”方志資料來自采訪冊一般有注明，如光緒《南海縣志》卷八《與地略四》據吳澄《建昌路廟學記》參修，“磻溪各堡風俗最樸，惟知耕織，有唐魏之勤儉，而文人輩出，弦誦聿與惟逼近橫江，五方雜處，巨族土豪相與為，好閑游手，破家蕩產，始與拍肩握袂，執俗樂學歌舞，晝夜酣飲游戲無度，終則賭博奸偷，靡所不為烖，及其身以累其親，甚而糾合多人釀成械門，之獄豈非以僻處南海北陲，又與三水毗連，官司之威每不及加，故無所忌憚，歟非重法以懲之不可”。

藝文作品

“藝文志”收錄詩文和著作條目，與音樂相關的資料內容大多以“序”“記”“論”“碑文”“雜談”等形式存在，如嘉靖《廣州志》卷三五《禮樂》中記載：“樂有三部：一曰雅樂；二曰俗樂；三曰胡樂。廣州故百粵，先王雅樂所末播也，惟俗樂胡樂則有之。民間多奏月琴、胡琴與琵琶三弦之屬，謠哇繁促，識者病焉。漢馬援南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此揚粵音聲入中原之始也，其用之朝廷宗廟者，惟唐武太后時造萬樂舞，宮中養鳥能人言，故為樂以象之，嶺南有鳥似鴝鵒，稍大乍視個可辨。久養之能言，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滅夫，委曲識人情，宋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習樂藝，賜名曰‘蕭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郭云。雅樂之廢久矣，古者邦國閭，莫不有樂庠序，釋奠則合樂舞，社春祈秋報則舞，及鄉射皆宿授，器既加爵籥入樂，正玄端先。”

從編修過程看方志音樂史料的價值

明清嶺南方志體例成熟，編修規范，大量優秀學者投身方志的編纂和研究，考據成風，慎密精審，既修訂舊志之誤，也復旁糾舊史之謬。學者注重史德，直面社會底層，不為生存人立傳，原始資料翔實，其中有些資料的價值甚至超過了正史，這是因為他們深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方志音樂史料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信息權威性、地區代表性以及時代影響力。

名家修志

清代方志的顯著特點是名家參與修志，光緒《香山縣志》纂修者為著名學者陳澧，巡撫郭嵩燾稱：“只有會晤陳澧，才不枉廣東此行。”“粵中第一學者”陳昌齊纂修道光《廣東通志》。嶺南方志編修質量高，乾隆《廣州府志》時人認為，“其探績搜微，典贍該博，詳而核，質而有體”。嘉靖和萬歷版《廣東通志》，康熙《永安縣志》《潮州府志》，道光《肇慶府志》，光緒《嘉應州志》，均屬佳志名作。這些名作直接影響到安徽、福建篡修通志，體例以其為標準。

編纂嚴謹

1.編修規范

永樂《纂修志書凡例》二十一條規定了志書應包括二十一項內容，舉凡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鎮市、物產、貢獻、風俗……體例、編纂方法，內容多沿襲前志，以傳承一地之文化，閱數十年如有續修，即增補、碼卷附于新志之后，方志編纂是校勘工作的成果。

2.詳略得當

陳訓正認為方志記人物，意在表彰氣類，惡隱而善揚，故其于在官人物，獨傳名臣循吏，而不錄權貴餒幸，例則然矣。然其遺錄之人，實有系乎政體得失之大者，豈所以彰往昭來之意乎。乾隆《揭陽縣志》序：“志何為乎，備文獻之徵……凡通都會邑，咸莫不採輯成書，以黼黻休明之盛，特患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摭浮附會。”

3.考據成風

由于滿清的文字獄慘案，漢族士大夫為了尊嚴不愿參與政治，如乾嘉學派。這些士大夫參與方志編纂時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考據成風，引用資料多注明出處，有利校對考證。

史料的原始性

王德毅認為：“正史修于異代，方志為當代所修……，價值比正史高一些。”方志中的部分音樂史料是現存的唯一官方記錄，如乾隆《崖州志》中記載：“喪葬……貧曰吃茶，富曰作八，請心以牛羊低燈鼓吹來奠……作八，心分花木，跳擊杵。”“跳擊杵”指打柴舞，是海南流行的一種竹竿舞，《崖州志》是記載黎族舞蹈的古代官方文獻。方志《藝文》《金石》輯錄詩文、碑文、歌謠、奇聞，有些內容沒有被其他古籍收錄。有些官宦、仕紳著作，在聯機公共目錄檢索系統（OPAC）和《四庫全書總目》中無法檢索到，如《律呂問客》《律呂管窺》等律學著作。再如碑文方信孺《古相思曲》、杜與可《靜江路修學造樂記》等，雖然石碑已經殘缺，但是方志中留下了相關記錄，成為后人研究戲劇的重要史料。

注重史德

方志以實心集公事，以公心酌人言。第一，從平民角度痛陳疾苦，記載英勇事跡、災害等內容，是研究社會底層的重要史料。相較于正史，其具有地方性、時效性及原始性等特點，取材廣泛，直面基層。第二，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撰寫，采訪者人品誠篤正真，分纂者學識淵博，且多為文人士紳、世家豪門。第三，不為生存人立傳。人死后才能蓋棺定論，而學術之發明，事業之建設，一經發明或建設，便足不朽。現存登第者、守節者、享壽者僅入表而不立傳。

從編修目的看方志音樂史料的不足

編修目的分析

第一，存史作用。元、明、清三代皆因撰修《一統志》到郡縣采訪相關資料，經過篩選才能被送入《一統志》編修局。明《一統志》卷八十一引用《化州圖經》中“風俗戌日為臘，高欄為居，民尚簡樸，療病少藥惟祭鬼以祈福，民被禮讓之教衣冠相尚”。大清《一統志》卷三百四十一《韶州府》記載：“石汝礪，英德人精通五經尤深于易，嘗進所著易解易圖于朝，為王安石所抑，蘇軾謫惠州，興論易理竟日不忍別，又以琴準樂律著《碧落子琴斷》，鄭樵稱之。”

第二，資政作用。“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志書具有資政作用，對社會生活、經濟技術、風俗變化、趣聞逸事等的記錄詳細、具體。如康熙《昌化縣志》卷一《輿圖志·風土》中記載：“欲知一邑之人物者，當驗一邑之風土。風土之美者，人康寧而物殷阜；風土之惡者，人夭扎而物疵癘。”光緒《茂名縣志》卷一《輿地·風俗》中“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史記），掦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烏獸希毛，其性耐暑。宅土熇暑，封疆瘴癘（左思吳都賦）”。光緒《惠州府志·風俗》中記載：“元夜，自十三至十六，各坊神廟門結彩張燈，仕女嬉游達曙，放花管，羅酒肴，相聚為樂，或作詩繼俟觀燈者射焉。”

第三，教化作用。首先，風俗。利于教化，移風易俗，康熙《樂會縣志》中的《地理志·風俗》記載：“入俗非雅，教化行而風俗美，是在操移易之權者。”戴攝和張岳版《廣東通志初稿》寫道：“知其漸而防之，知其流而遏之。美者崇之，惡者沮之，利者興之，弊者厘之。”其次，人物。多為鄉賢、耄善，“宦跡”記錄本地人，“流寓”“寓賢”記纂修活動。成化《廣州志》卷一五《宦跡》中“宦跡類，漢太史公列傳循吏……廣為嶺表名藩，自漢唐而下，逮令幾矣，第刧灰屢變，紀載罕存，稽之舊志，蓋千百而什一也，南國甘棠至今，垂覽者警焉，故類宦跡”。最后，禮樂。嘉禮和釋奠記錄較詳細，有一定價值，例如康熙《廣州志》卷三十五《學校》序，記錄雖短卻是為廣東禮樂專門撰寫的評論，涉及嶺南音樂史方面的內容。

不足之處

第一，“藝文”“經籍”以收錄詩文作品為主，部分只收錄書目，附序略。例如，黃佐纂修的《廣東通志》設藝文志兩卷，書目、碑刻各1卷。其中有詩文作品，音樂作品分為歌和謠，有存史作用。《金石略》中記錄碑文，其內容相當于前志碑刻。“藝文”中音樂全文文獻較少，詩文中的歌謠及《金石略》中的碑文如黃鳳岐《勸善戒盜長短歌》，書目信息如《樂典》《樂記解》等文獻內容較少。

第二，“學校”“典章”以禮樂為主。其中釋奠活動和鄉飲酒禮占用篇幅較大，除了序言之外，多數內容大同小異。由于戰亂和文化運動，嶺南方志保存不完整，部分內容缺失，有些地方不清晰，樂譜使用減字譜和律呂譜，使用繁體字，筆畫較多，模糊不清。釋奠活動在《闕里志》《闕里文獻考》《丁祭禮樂備考》《欽定文廟樂譜》中有完整記載。鄉飲酒禮祝詞記載了“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親，外和鄉里”。《欽定詩經樂譜全書》《清史稿》《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記載更加詳盡。

第三，方志屬于工具書，其目的是資政，具有嶺南特色的“風俗”“諸蠻”等音樂記錄較少，以詞條形式出現的內容大約不超過五十字。相關內容描寫以高度概括為主，這對于研究者來說參考資料不充足。例如，清乾隆《潮州府志·風俗》記載：“無不用僧尼鼓樂，徹戶聲喧。”根據這句話，只能推測當時僧尼做功德時使用音樂是一種普遍現象，樂種屬于鼓吹樂，但是其所用樂器、樂曲、演奏者、儀式無法得知。

第四，方志有教化作用。為地方人物立傳時，只有人物簡介，導致“宦跡”“流寓”“寓賢”音樂成果只有題名、卷數，摘要、評論等內容不充足。如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十二記朱啟連著《鄂公祠說琴》，“啟連生于清咸豐三年，字跂惠，一字棣垞。晚喜琴，妙達聲律，能以琴音識人，有琴王之譽”。這對于進一步的收集整理工作幫助較少。

第五，音樂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品大多通過口頭傳播，很多音樂技巧無法通過樂譜表現，因此文人創作的歌謠只記錄文字，沒有樂譜。

方志是官修文獻，其按照所處時代的條例編制，結構規范，內容謹慎，多為名家修志，精校精讎，考據成風，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參考價值。方志體例及編修目的決定了其中的音樂信息具有碎片化、綜合性、互文性的特征，方志對民間音樂活動的記錄較少，以收錄與禮教有關的音樂為主。古代藝人社會地位不高，屬于“三教九流”，許多民間音樂家的簡介及作品沒有被記錄，湮沒于歷史長河，這對于清代音樂的研究而言實在是一大遺憾。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2021年度規劃項目：嶺南地方志中的清代音樂文獻研究（GD21LN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