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語方言的類型學研究》是在語言類型學視域下，對現今土家語留存地進行長期實地調研后寫成的著作，也是目前土家語方言研究集大成的一部專著。該著作語料翔實，論證方法科學合理，對土家語方言所作“四大類型”分類的結論真實可信，不但適合當前高校研究生學習，而且是我國瀕危少數民族語言類型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重要的參考數據樣本。

橋本萬太郎曾言：“本屬同一語言的集團移向各地而相互孤立地發展時，在各個語言里發生相似的變化，但也一定發生相異的變化，這樣，就形成了屬于同一語族而各自有異的語言。”可見，語言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民族語也不例外。向亮教授從2002年就開始實地調查研究土家語，迄今已逾二十載，其足跡踏遍了湖南省的古丈斷龍、保靖比耳、永順雙鳳、龍山靛房坡腳、瀘溪潭溪等土家語留存地，這為其研究土家語的類型學積累了翔實的第一手材料。

近20年以來，關于土家語的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且不乏扛鼎之作，例如《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戴慶廈，2004）、《土家語研究》（陳康，2006）等，前者雖對土家語接觸規律做了科學的論述，但對南部土家語關注較少，因此在土家語方言的比較研究方面尚有探求的余地；后者雖在《土家語簡志》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土家語南北方言進行了全面描寫與比較分析，但該著作所用數據較為陳舊（20世紀80年代以前），未涉及土家語方言的新近變異及類型差異等方面。至于一些方志上短篇的土家語記錄更未涉及土家語方言類型差異的比較，如《民族志》（湘西自治州地方志編委會，1999）、《瀘溪縣志》（湖南瀘溪縣志編委會，1993）等。另外，目前尚有《土家人和土家語》（羅安源，2001）《仙仁土家語研究》（戴慶廈、田靜，2005）等著作，但是這些著作以土家語北部方言為主要描寫對象，極少涉及南部方言，難以對土家語形成系統、完整的認識。而《瀘溪土家語》（李敬忠，2000）和《南部土家語研究》（向亮，2017）也未能以語言類型學為視角，結合語言接觸的因素綜合比較土家語的方言差異，因此，《土家語方言的類型學研究》應時而生。

向亮教授的《土家語方言的類型學研究》是他西南大學博士后出站成果的修訂之作。首先，該著作在語言類型學的視野下全面調查整理土家語各方言數據，并與現有文獻資料進行比對，通過語音、構詞及句法方面的類型比較分析土家語方言類型的地域特點，從而重新劃分土家語的方言類型，再結合語言接觸理論進一步探討方言差異的形成機制。該著作語料翔實可信，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其次，該著作還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與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對土家語各方言的使用情況、瀕危狀況及社會功能進行綜合考察，從而認識土家語的本質及其存在價值，并對其發展前景作出了較為客觀的預測。該著作的內容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田野調查的翔實數據為全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對土家語留存地的所在縣龍山、保靖、永順、古丈和瀘溪做了全覆蓋式調查，具體如下：湖南龍山靛房土家語語料來源于筆者2010年8月的田野調查，發音合作人為彭南清、劉應光。湖南古丈斷龍土家語、保靖比耳土家語語料分別來源于筆者2015年4月與10月的田野調查，發音合作人分別為田志培、彭明德。湖南永順雙鳳土家語語料來源于筆者2017年8月的田野調查，發音合作人為彭加珍。來鳳土家語相關語料來源于1990年版《來鳳縣志》。“南部地區類型”（瀘溪土家語）的四次田野調查，分別于2006年8月、2007年2月、2010年7月及2015年3月進行，所選擇的三個調查點先后為瀘溪縣潭溪鎮大陂流村普鋤寨、潭溪鎮且己村下且己組與潭溪鎮潭溪小區婆羅寨，主要發音合作人為向安遠、向遠應、向民元與向清武。整理之后制成《北部地區、南北過渡區類型比較詞匯表》、《南北過渡區、南部地區方言類型比較詞匯表》（一、二）、《土家語南北方言斯瓦迪士兩階核心詞比較表》（一、二）、《北部土家語句式實例》（保靖、永順）和《南部土家語句式實例》（且己、婆羅寨）等系列數據表，并對土家語方言做了語音、詞法及句法上的類型比較。

筆者認為，從語言結構來說，土家語首先可以分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兩大地域類型，但是由于土家語方言點眾多，受內部演變與不同語言環境的影響，還可以將土家語再次劃分為“北部地區類型”“南部地區類型”“南北過渡區類型”“北部邊界區類型”四大類型。土家語這四大方言類型既反映了它們在地理上的結構差異，又反映了它們在時間上演變的序列性。作者對土家語方言做這樣的類型分類，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開創了土家語方言類型全面比較的先例

著作包括五章內容，分別對土家語各方言的語音、語義及語法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分析，另附有詳盡的田野調查數據表。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介紹土家語概況與歷史沿革，明確著作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并梳理了20世紀以來土家語的研究成果與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第二、三章對土家語各方言的語音與詞義進行了深入對比分析，發現北部土家語中的“北部地區類型”與“南北過渡區類型”，乃至“北部邊界區類型”方言十分接近，因而同屬于北部土家語；而屬于“南部地區類型”的南部土家語與三類北部土家語的同源詞所占比例均不足50％，這是導致南北土家語之間不能互通的重要原因。另外，筆者確實通過對各方言的比較分析發現了“南北過渡區類型”方言在語音與詞形上比“北部地區類型”更接近“南部地區類型”的事實，“南北過渡區類型”方言反映了土家語演變的中間狀態。 

第四章對土家語各方言的句法結構進行了深入對比分析，證實了北部土家語動詞的體范疇、助詞的種類都要多于南部土家語，所以前者的語法形式更為復雜。另外，我們也發現北部土家語中的“南北過渡區類型（永順、保靖和古丈縣）”方言的語法形式正趨于簡化，但其所保留的語法形式仍比南部土家語豐富。可以說，“南北過渡區類型”方言的存在不僅見證了土家語演變的中間狀態，還表明了土家語語法正逐漸趨同于漢語的事實。另外，筆者通過研究北部方言區的“梯瑪歌”的唱詞后發現，由于長期受到漢語的強烈影響，“梯瑪歌”的一些固有語法結構開始瓦解，漢語特色已滲入土家族“梯瑪歌”的句式之中，這其中包括土家語對漢語虛詞及其語序模式的引入，將語言接觸與認知理論用于土家語方言的類型比較研究，為著作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

第五章為全書的結論部分。附錄部分為作者田野調查的第一手數據，翔實且及時，共附有《北部地區、南北過渡區類型比較詞匯表》《南北過渡區、南部地區方言類型比較詞匯表》《北部土家語句式實例》《南部土家語句式實例》等十大數據表格，是著作立論的堅實基礎。

證實了土家語方言之間存在類型差異的重要結論

首先，從對比語音、詞匯的結果來看，“北部地區類型”“南北過渡區類型”與“北部邊界區類型”方言應同屬于北部土家語，這三種土家語方言之間可以順暢地交流。南部土家語就只有“南部地區類型”，而且與北部土家語的同源詞數量不到一半，相互之間不能交流。此外，筆者認為，從類型特征來看，“南北過渡區類型”方言是處于類型演變中間狀態的方言。同時，在北部土家語類型內部，其語法特點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但是北部土家語各方言點的助詞之間具有較為嚴密的互補分布關系。

其次，筆者通過研究發現，北部地區方言的動詞有多達十余種表示動作、情貌的“體標記”，土家語助詞之間的語法分布存在嚴密的互補性，否定詞之間也有同源關系，自成體系，而且能在歷史演變過程中不斷自我調整以達到新的平衡。而南北過渡區方言這方面的特征已開始弱化，南部地區方言則無。從語言類型學的視角來看，雖然南北土家語總體上均表現出以語序與虛詞作為主要手段的分析語特征，但是從二者動詞體范疇具體形式的差異中可以發現，北部土家語的黏著性明顯比南部土家語強，甚至可以說具備一定的黏著語特征，比如通過動詞與“-i”“-u”“-au”三個元音后綴結合來展示“情貌”的變化。相比較而言，南部土家語由于使用人口少、分布范圍窄且呈孤島態勢等原因，在漢語的持續影響下逐漸與之趨同。筆者認為這是由它們各自不同的內因與外因所決定的。

最后，筆者認為土家語各方言在語音、構詞及語法層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類型差異，例如在聲調屈折方式、動詞后綴形態及語法范疇的表達方面，北部地區方言總體上比南部地區方言更加豐富，土家語各方言的黏著性由南至北逐漸增強，在地域上依次表現為“瀘溪（南部地區類型）→保靖、古丈、永順（南北過渡區類型）→龍山（北部地區類型）”的走勢。這不僅是土家語在時間上發展序列的規律性反映，還是其在與鄰近語言不斷接觸的過程中產生變異的反映。從語言類型比較的角度來研究語言是近些年的熱點，這些研究成果較好地展現了土家語各方言的類型特征，開啟了土家語研究往更高層次發展的新局面。

總而言之，在語法范疇的表達、聲調屈折方式和動詞后綴形態等方面，土家語各方言之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類型差異，特別是南部土家語在語法形式上最為簡約。總體來看，南部土家語助詞的種類及動詞的體范疇都要明顯少于北部土家語。另外，作者還指出，“南北過渡區類型”方言雖然屬于北部土家語，但其語法形式正趨于簡化，盡管如此，其所保留的語法形式仍比南部土家語豐富，因而認定其為土家語演變的中間狀態。

由此觀之，“北部地區類型”方言、“南北過渡地區類型”方言與“南部地區類型”方言之間已經形成一條語法演變鏈，土家語語法的演變逐漸趨同于漢語分析性特點，這不僅是土家語發展序列規律性的反映，還是土家語語言接觸差異性的反映。因此，作者推定土家語可能經歷過“黏著→分析”的類型轉變，且有繼續分析化的趨勢。

體現了漢語借詞在考察土家語演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筆者指出，不同的漢語借詞是考察土家語演變過程的重要參照物，由于這些借詞在時間層次、結構形式、種類及數量上都有差別，所以恰好印證了語言外部因素對土家語方言類型差異的影響。土家語各方言中的不同借詞（主要是漢語借詞）是觀察土家語演變過程的窗口，各方言的借詞在種類、數量、時間層次及結構形式上都有區別，這些區別印證了土家語方言類型差異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作用。我們結合語言接觸的理論，從語法及語義入手去研究土家語各方言區使用者心理、地理環境及風俗習慣的差異，從而對土家語今后的發展走向進行科學預測。例如該書在研究“梯瑪歌”的土家語唱詞后發現，“梯瑪歌”在漢語長期的影響之下，不但一些固有語序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引入了大量漢語虛詞。該書在語言接觸的視角下運用漢語借詞形式和文獻資料，從構詞、句法及語義入手研究土家語各方言區使用者心理、地理環境及風俗習慣的差異，并對土家語今后的發展走向進行了科學預測，也為我國民族聚居區的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土家族“梯瑪歌”的語言研究成果對當今土家族歷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參考意義，因為“梯瑪歌”保存著豐富的土家族神話傳說、古土家語和土家族風土民情資料，堪稱土家族的口碑經典，只有深入研究其中的語法現象，才能更好地解讀土家族文化，促進民族聚居區人民的團結與發展。

總之，作者踐行了知行合一的學術理念，多年來一直堅守語言富礦，獲取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數據，并運用語言類型學的方法對土家語各方言的語音、詞匯及語法進行了深入地比較研究，通過分析土家語類型差異，使讀者更準確地把握土家語分化演變的原因與趨勢。《土家語方言的類型學研究》不僅為土家語研究開拓了新局面，還為我國土家語地區地方志的編纂以及瀕危少數民族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語言接觸與湘西土家語苗語的漢借詞研究”（18BYY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