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縣學創始于宋，延續至明。常熟縣學碑刻內容豐富，據不完全統計，明朝的常熟縣學碑刻有四十八種，其中，現存碑石約有二十一種。常熟縣學碑刻不勝枚舉，包含禁約與題名碑、縣學重修碑、像贊圖像碑等，此外，還有遺澤碑、阿。碑刻現多存于文廟，也有一部分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館。常熟縣學碑刻的書法、繪圖、篆刻、文學等方面的價值都很高，它對研究常熟歷史有著重要作用。

明代常熟縣學碑刻情況概述

常熟縣學

常熟地處江南，境內水網密布，明沈玄曾言其“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此外，常熟又因當地虞山是我國古代吳國第二代君王仲雍（又稱虞仲）的葬地而簡稱“虞”。夏商時期，常熟地域為古揚州屬地；秦統一中國后實行郡縣制，常熟地域屬會稽郡吳縣；后常熟經歷多次地理屬地變遷，宋朝時常熟屬兩浙路平江府，元代元貞元年（1295）常熟縣升為常熟州，至明洪武二年（1369）又復降為縣，隸屬蘇州府。

在《常熟儒學碑刻集》中，吳訥在《常熟縣儒學新建尊經閣之記》中有言：常熟縣學，首創于宋之至和，重建于端平之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后有言公祠，祠右有明倫堂。由此可見，早在宋朝，常熟就有了縣學。常熟縣學亦可稱為廟學、儒學，作為宋元明清四朝孔廟的常熟文廟，也是南宋年間常熟縣學的所在地，在常熟的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關于常熟文廟之創立，史書并無記載。南宋著名思想家魏了翁的重建（常熟）縣學撰記稱：“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余無所考。”由此可以推斷，常熟文廟大約創立于北宋仁宗至和年間，初時有大成殿、明倫堂等建筑。常熟縣學歷史悠久，其文廟歷經多次修繕，是常熟興學重教的標志性建筑，在常熟教育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代常熟縣學碑刻

關于常熟的縣學碑刻，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至明崇禎八年（1635）不到300年的時間里，《常熟儒學碑刻集》中收錄的有關明朝的常熟縣學碑刻大約有48種，其中，現存碑石者21種，另有一碑僅剩碑首，碑已佚。立碑多處于弘治、嘉靖和萬歷年間，并以萬歷年間最為繁多，有15種；弘治和嘉靖年間各有9種。現存的有明宣德九年（1434）的《常熟縣重修廟學記》，明正統六年（1441）的《重修常熟縣儒學之記》，明正統十三年（1448）的《常熟縣儒學新建尊經閣之記》，明成化九年（1473）的《常熟縣儒學進士題名記》，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常熟縣學重建先圣廟記》，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圖并跋》《天文圖并跋》，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常熟縣重修廟學記》《重修常熟縣學記》等。這些碑刻目前大多存于文廟碑廊或文廟學宮門附近，也有部分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館。這些碑刻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了明代常熟尊師重教、禮樂興盛的歷史與風韻。

明代常熟縣學碑刻的內容與價值

學者宋佳音言：古代碑刻是我國文物寶庫中的一大門類，是中國歷史上珍貴的禮俗文化活動遺物，不僅記載著大量文字信息，還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它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漢隋，興盛于唐宋，宋代以后，刻帖之風漸興，明清時更是普及。明代常熟縣學碑刻在整個常熟的歷史文化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以豐富的文字信息和精致的書法、繪畫藝術，成為研究古代常熟和常熟地方教育的重要史料。

禁約與題名碑刻

蘇州自古人文薈萃，姑蘇狀元，甲冠天下。清代文學家汪琬曾夸贊蘇州特產只兩樣：一是梨園子弟，一是狀元。明朝時期，蘇州狀元共有九人，常熟作為蘇州的下屬縣市之一，自然也是群英咸集。科舉人才輩出，不僅從側面反映出該地政治與經濟的發達，更彰顯了一座歷史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蘊。

明洪武十五年（1382），曾有碑刻《生員禁約十二則》一篇，碑文開頭即“禮部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校生員，為建言事理。本部照得，學校之設，本欲教民為善”。大概說的是生員出榜的事情，同時該篇在開頭闡述了家教品性的重要性，指明將此篇十二則禁約附于榜后以及禁約的重要意義。

明永樂年間，常熟知縣傅玉良于學門西重建先賢祠。邑人魚侃等人中了鄉試歸來，即將趕赴京城參加會試，傅玉良等人前去為他們送行，為了激勵他們的士氣，傅玉良撰寫了《科舉題名記》，列書“國初迄今”的所有科目進士和他們的出處情況，此舉也改變了自宋嘉熙以來明朝沒有題名記的狀況，且激勵了后人繼續撰寫，將之傳承下去。傅玉良該篇題名記中列舉了儒生共69位，其中，進士約13位，這些儒生大多來自東南一隅。明天順四年（1460），又有章表立《儒學進士題名碑》，涉及大約23人，獨作進士，此后題名記也大抵如此。其中有一篇成書于明成化九年（1473）的《常熟縣儒學進士題名記》，是明代常熟碑刻中唯一現存的一篇，原碑在邑學西碑亭，現存于文廟碑廊。此碑由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李杰撰寫，他是明成化二年（1466）的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該篇記錄了明朝“設進士科以取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三年則有司皆合郡邑之士而試之，拔其尤以貢于禮部；又合所貢之士而試之，拔其尤以貢于大廷。上必臨軒親策之，始第為進士”的科舉取士規程，并以升進的先后、甲第的等差悉數列舉常熟縣的進士及其履歷。這些題名記、題名碑等都是明代常熟縣科舉繁盛的直觀表現。

縣學重修碑刻

明朝時期在蘇州下轄的常熟縣內，也有許多重修廟學記，其中有一部分已經散佚，如明成化四年（1468）徐有貞撰寫的《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儒學興修記》；明弘治八年（1495）李杰撰寫的《直隸蘇州府常熟縣重修廟學記》；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許成器撰寫的《重建常熟縣儒學西舍碑記》；明崇禎年間的《重造常熟縣儒學束廡碑記》，等等。

明宣德九年（1434）楊榮所作的《常熟縣重修廟學記》，原碑在邑學戟門內東首，現存于文廟戟門北。本篇碑刻中描寫了明朝宣德時期因學宮建筑年久受侵蝕，遭到風雨的摧殘，于是有西江羅汝寬斥資修葺，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等縣吏感懷羅汝寬的勤勞用心，自發捐俸祿幫助其修葺。經過重新裝修，廟學一改先前頹唐廢棄的樣貌，還配備了圣賢像，設置了章服、帷幕器用等物，使得廟學得以華彩重放。這次修葺所用的經費完全是出自百姓官員私人的口袋，不曾耗費一文官費，這也反映出了常熟縣在明朝繁盛時期的崇文之風。

明正統六年（1441），趙永言撰《重修常熟縣儒學之記》，此篇碑文原在邑學明倫堂東首，如今常熟市碑刻博物館仍有此碑，現存于學宮門東首。歷朝以來，常熟都十分注重對文廟的修繕，并在歷史上先后對文廟進行了幾次重要的修繕，這對于常熟形成崇文重教的歷史傳統，促進常熟興學講學的社會風氣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常熟歷史上人才輩出，自唐朝到清朝出了約485名進士，其中包括狀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

明正統七年（1442），縣丞陳澄新建尊經閣，后在明正統十三年（1448）有碑刻《尊經閣記》，即《常熟縣儒學新建尊經閣之記》，該碑是由吳訥撰文，張緒書寫，呂順鐫刻而成，現存于文廟尊經閣西首。尊經閣即藏書樓，該篇講述了常熟縣學的創立與尊經閣誕生的淵源等，傳達了崇儒敬道之情。

除此以外，還有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常熟縣學重建先圣廟記》，現存于文廟戟門，廟記描述了修繕孔子廟的有關事跡；明嘉靖元年（1522）的《常熟縣儒學義田記》，現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常熟縣重修廟學記》《重修常熟縣學記》，均現存于文廟。

像贊圖像碑刻

在明朝常熟的碑刻中，《子游像贊并序》《曾子像贊》《小孔子像贊》這三幅像贊皆已散佚。就《子游像贊并序》一篇而言，從碑刻原文可見，子游畫像位于正中間，右側有清晰的“子游像”三字字樣，畫像下方便是完整的一篇子游像贊并序。子游是春秋末期吳國常熟人，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一位自南而北跟隨他學習的弟子，“志行卓越，豪杰特立”。像贊碑的刻畫與撰寫，是一種人物突出的類型，歌功頌德，感懷備至。或筆力遒勁，或淡雅秀美，通過像贊碑，人們不僅可以感受撰碑者的書法風采，也可以通過與碑文相配的畫像，賞析當時的繪畫水平以及碑刻的藝術價值。像贊碑通過對某一具體人物的刻畫，折射出當時的時代背景。

宋代以來，蘇州一地科舉之盛，執天下人文之牛耳。常熟有著豐富的賢者文化之傳統，香火綿延，圣心不斷。從唐朝至清朝，常熟縣誕生了八位狀元，這其中就包含清朝末年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家翁同龢。翁同龢的一生可謂豐富多彩，其是狀元，曾擔任同治帝、光緒帝兩位皇帝的老師，同時他也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見證者之一，這是以小人物看大歷史的重要例證。

除了像贊碑以外，還有一類圖像碑刻，其中，明朝相關的有三幅，即明弘治年間的《冠婚喪祭圖》，現存于文廟學宮禮門西；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圖并跋》，現存于文廟學宮禮門；明正德元年（1506）的《天文圖并跋》，現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館。這三幅圖像碑刻在《常熟儒學碑刻集》中均有收錄。

其中，《冠婚喪祭圖》包含《冠禮圖》《婚禮圖》《喪禮圖》《祭禮圖》，內容豐富，列舉了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中應遵循的禮儀等，包括如冠禮前三日應邀請有賢有德的親友、冠禮的行進流程、婚禮從迎親到送賓的各項流程等諸多方面，反映了中國古代重禮的文化傳統。

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圖并跋》碑高177cm，寬86cm，最初是由楊子器撰寫，后來邑令計宗道因前令楊子器所刻的此圖日漸磨損，于是手書重刻。前文提到的《冠婚喪祭圖》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在此碑的背面。圖像正上方刻有“地理圖”三個大字，描繪了一幅內容繁雜的地理一統圖，包括各級各層地理建制。

明代的《天文圖并跋》碑也是由邑令計宗道手書重刻于明正德元年（1506），此碑高201cm，寬30cm，分為星圖和圖說兩個部分，列二十八宿，介紹了經緯星的含義，更正了先前宋刻天文圖的一些不足。與《地理圖》一樣，圖像正上方刻有“天文圖”三個字。《中國恒星觀測史》指出：“圖上從內規至外規，垂直于赤道圓的，亦繪有二十八條宿度線。線末端注有二十八宿宿名及宿度。宿度錄自蘇州府學天文圖，為元豐觀測值。這以外的一圈，仿蘇州天文圖，注有十二次、十二辰及十二州國分野，僅寫法略有改變。”這版《天文圖》與北宋年間的蘇州天文圖有著密切關聯，潘鼐認為：“此圖因蘇州天文圖碑有誤訛而刻。星圖按傳抄本吳晉太史令陳卓訂定的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經圖鐫刻，除極個別多刻外，圖上星官名數齊全，符合敦煌《玄象詩》所述，是一份現僅見的中國古典三家古星圖。”

明代常熟縣的這篇《天文圖并跋》碑雖然是臨摹作品，但在常熟碑刻歷史上有著重要作用。張曉旭《蘇州碑刻》言：“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專家研究，此圖是繼敦煌《星圖》《新儀法要星圖》和蘇州《天文圖》之后又一重要星圖，在我國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與宋代蘇州《天文圖》不同的是，該圖跋語部分又增加了《史記·天官書》內容。另外，它按照《宋史·天文志》、甘石巫氏《星經》和《新儀法要》提出了一些與宋刻天文圖跋語不同的見解。”

除以上內容外，明代常熟縣學碑刻還有書院記、遺澤碑、志序、明細碑等。常熟一地歷史悠久，文教昌明，底蘊深厚。明宣德九年（1434）的《學道書院記》記載了常熟文學書院的建立與修繕，同時也闡述了碑文作者張洪對舊文學書院改名為學道的理解，探索了“學道”的意義。此外，還有明萬歷九年（1581）的《文學書院記》等。明萬歷元年（1573）的《常熟縣學三先生遺澤碑》仍現存于文廟禮門；萬歷末年（1620）的《本石李先生遺澤碑》現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館。筆者根據《常熟儒學碑刻集》的記載發現，三篇志序均完成于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原存于邑學明倫堂，現均已散佚。

綜上所述，明代常熟縣學碑刻主要包括禁約與題名碑、縣學重修碑和像贊圖像碑，也有一些遺澤碑、志序碑等。明朝的常熟縣學碑刻有48種，其中現存碑石者約21種，大多分布在弘治、嘉靖和萬歷年間，以萬歷年間尤為繁多。通過對明代常熟縣學碑刻的研究，可以了解歷史上常熟教育的發展情況，如縣學學規、學宮修繕、科舉題名等，它所蘊含的歷史價值十分豐富，對研究常熟歷史有著重要作用。

南通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成果（編號20221030400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