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圣外王之道”是貫穿傳統儒家思想的重要哲學命題。從古至今，“內圣外王”因“弊”而“破”，由“破”至“立”，最終演變至“圣王”二分，此重大轉變必然存在合理基礎，亦必有時代價值目標，值得探究。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對儒家哲學在現代社會“何以如此”和“有何價值”的反思。

儒家“內圣外王”最早出自《莊子·天下》，“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內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術者所追求的。雖然其最早由莊子提出，但卻成了儒家哲學的核心議題，主要是因為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中無不蘊含著“圣”“王”之學。儒家的“內圣外王”釋義為“內修圣王之德，外施王者之政”，二者相互貫通，代表著傳統社會對具有君子人格的君主的追求。隨著時代的更迭，“內圣外王”在現實社會中無法適用。直至近代，出現兩個構建思路：其一是“舊內圣開出新外王”，以“良知的自我坎陷”開出現代社會需要的民主與科學，這一構建思路雖因無法服眾而未被沿用，但這是儒家哲學現代轉化的偉大開端；其二是“內圣的歸內圣，外王的歸外王”，二者“分則兩美，合則兩傷”，這一構建思路逐漸成為學術界共識。事實上，基于傳統“內圣外王”的實踐經驗，后者即“圣王分流說”極具合理性，亦對現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在這一理論背景和要求下，反思儒家“內圣外王之道”的“分流說”的實踐保障與現實價值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對儒家哲學在現代社會“何以如此”和“有何價值”的反思。

以現實為基礎：“圣王分流說”在新時代的運行保障

“內圣外王”一詞源于道家經典，后世基于內涵與精神的考量，將其歸于儒家思想的代名詞，釋義為“內修圣王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所謂“內圣”，即儒家學者所推崇的修養范疇，“外王”是事功范疇。孔子以“修己”為起點，以“安人”為終點，體現了其道德與政治相統一的思想。因此，傳統的“內圣”多指道德，“外王”多指政治。“內圣外王”成為儒家構建“大同社會”的核心思想，即由期盼“高水平道德修養”的“圣人”到“圣人治國”的政治期待。最初儒家傳統“內圣外王”是互為“體用”，不可分割的。對于“圣王分流說”而言，由于“分”的概念存在，“圣王”二分是存在實踐隱患的，但在現代社會的運行規范中能夠有效避免，也就是現代社會的運行規范適合二分“圣王”。

理論層面：“圣王分流”的“強行割裂”

從當代學術界對“內圣外王”的研究來看，“倒轉說”是與“分流說”形成互補狀態的邏輯理路。謝曉東以不離不雜來規定“內圣”和“外王”之間的關系，所謂“不離”，是指“內圣”與“外王”存在倫理、體用等諸多無法完全撇清關系的情況；“不雜”是指二者雖關系密切，但彼此不可化約。他還提出“倒轉說”的利弊情況，通過對現代民主與科學的不斷實踐與總結，“回過頭去又與自家的文明傳統起著重大的調適性作用”，這種倒轉邏輯思維的方法是重要的突破，破除了“內圣外王”泛道德主義的思維，但這樣弱化了“內圣”與“外王”的內在勾連，導致個體容易陷入“一元論”的泥潭。反觀“內圣外王”二分的“分流說”，其果斷拋棄了“化約思維”和“鏈接思維”，認識到了“圣與王”的“不雜”，并使雙方能夠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謝曉東評價了“分流說”的弊端，稱其忽視了“內圣”與“外王”的“不離”，也就是說沒有妥善解決二者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完全割裂的問題。任劍濤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并表達了對“內圣”失去“外王”的方向引導而導致個體深陷“精神獨裁”的泥潭，以及對“外王”失去“內圣”的道德約束而成為功利的“亂斗場”的擔憂。

實踐層面：“圣王分流”的“完美適應”

從適應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圣王”二分之所以存在隱患，是因為其已經突破了傳統“內圣”與“外王”的片面內涵。“內圣”僅代表心性的道德修養這一內涵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其應泛指所有能提升個體水平的優秀素養，如道德、知識、技術等；“外王”亦不能僅代表政治，應指所有為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的行為。從“圣王”二分構建的理路來看，隱患主要存在于“分”的概念，致人無法從“內圣”走向“外王”。雖然“圣王”的內涵已經有了新的解釋，但如果不能認識到“外王”需要“內圣”和二者“并重”的邏輯，就無法意識到“圣王”“并重”的根源在于個體的良知不足。所謂良知，指天性本然，不學而得的智慧。良知的不足，即可能偏重“圣王”一方，而不知二者是“存亡一體”的。對于二分的“圣王”而言，注重個人修養而忽視社會貢獻，丟失的是社會責任；注重社會貢獻而忽視個人修養，丟失的是自我提升之責任。這即“圣王”二分隱患的根源。要想有效避免“圣王”二分的隱患，由輕至重存在三種干預手段，分別是營造濃厚的“圣王”社會風氣，以責任約束替代良知，以現代民主社會的法律來約束。總體來說，皆是在人的良知上做文章，而現代社會的運行規范有效控制了“良知隱患”。

營造濃厚的“圣王”社會風氣，是約束良知最為平緩的方案，主要依托當下社會的導向力，目的是提升個體的良知水平。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對道德原則的重視程度已經在“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的趨勢下實現了質的飛躍，“講誠信、求和睦”等傳統道德觀念成為無形的社會人文準則。

以責任約束替代良知，是約束良知最為適宜的方案。在濃厚的“圣王”社會風氣中，漸進式推崇這一構想已經實現。社會默認將不注重內在修養、忽視文明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視為失責，從被動行為開始產生約束，更能讓人在重大事件面前挺身而出，如自然災害；更能讓人在“名與權”的領域中時刻牢記“人之為人的素養”，如廉政愛民。

以現代生活中的外界硬性約束，是約束良知的現實手段。控制二分的“圣王”健康運作不陷入理想主義，所謂“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即使在濃厚的“圣王”社會氛圍中，在責任的實際架構下，也不免產生嚴重“脫離個人良知”的行為。因“內圣”不足而危害社會的現象在外界如輿論譴責等硬性約束中有所改善。

綜上可知，“圣王”二分雖存在實踐隱患，但現代社會的運行規范能夠有效避免這一隱患。

以價值為導向：“圣王分流說”在新時代的存在意義

二分狀態下，“內圣”指個體修養提升的內在驅動，“外王”指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實際行動，二者并重。不論站在個體角度，還是站在政府角度，“圣王”二分均展現出其現代價值。站在個體角度，堅定提升自我修養水平的信念，方為“內圣”；堅持為社會和諧發展盡力而為，方為“外王”。站在政府角度，做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方為“內圣”；以“天下主義”立足于世界，方為“外王”。實際上，中國社會一直在為此而不斷努力，“內圣”“外王”也將在未來不斷發揮指導作用，進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行事與待人”的方法：新時代個體的道德信念

從個體角度來說，“內圣”和“外王”可解釋為堅定提升自我修養水平的信念和堅持為社會和諧發展盡力而為。在新時代，“內圣”與“外王”為個體的成長提供了人生導向，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其一是教會現代個體如何“做事”，其二是告誡現代個體如何“看待”他人。

新時代的自我修養內涵是廣泛而豐富的，且無關高低。在現代社會中，傳統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高尚人格仍被視為成人之根本，除此之外，其也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如在醫學、數學、物理學等知識領域，工程師、教師等技術領域，其全方位覆蓋了當代社會的不同行業及領域。“內圣”教會現代個體在堅守傳統八德的基礎上，不論選擇哪個行業，都要保持一顆為之奮斗的初心。堅定提升修養的信念，即個體在當前崗位上，要做到兢兢業業，不畏艱辛，積極進取，弘揚中國工作者偉大的“工匠精神”。“內圣”的“工匠精神”，不僅指身體勞動，還指一個人積極做事的精神品格。同時，堅持為社會和諧發展盡力而為，是不關事功大小的。錢學森研制兩彈一星，袁隆平研發雜交水稻，屠呦呦發現青蒿素等，是為中國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外王”；不顧個人安危，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醫學工作者，放棄富裕生活投身山區教育的人民教師，甚至勇救溺水兒童的無名路人，都是為中國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外王”。因此，新時代的“外王”在于能否為中國社會發展貢獻自身力量。

對個體來講，堅守“八德”，堅定不移地為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付出努力，同時不忘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使命擔當，即“內圣”。反過來講，“內圣外王”也告誡現代個體如何以“圣王”標準去“看待”他人，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新時代，在“內圣”的大領域下，在“外王”的不同社會貢獻中，每個人對“圣王”的追求不同。這也告誡個體，不能僅靠一面“非圣”而定義全面的“非圣”，應尊重個體的“內圣”追求，如不能因為一人過往的不出眾，而定義其在新領域必不出眾。同樣的，不能僅靠一面“非王”而定義全面的“非王”，如不能因一人在某些時候無法奉獻社會，而定義其在任何時候均不能奉獻社會。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任何事物或者現象，唯有滿足人的需求，才具備價值和意義。但是，任何“物”都無法自動滿足人的需求，只有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或借助人的活動(生產或生活)，其才能顯現出價值。由此可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取決于個體對“圣”的選擇，當“選擇”與“物”匹配，才能成功“借助”。新時代的二分“圣王”在教會現代個體如何“做事”和告誡現代個體如何“看待”他人兩個維度均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展現出了時代價值。在未來，中國人更需要堅守“內圣”“外王”的追求，不斷發展自我，奉獻社會。

“本心與胸懷”：新時代政府的外在實踐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內圣”和“外王”可解釋為做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和以“天下主義”立足于世界。在新時代，“內圣”與“外王”即政府的職能體現。中國政府面對國內的建設，始終圍繞“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初心，從未改變，即新時代中國政府的“內圣”。

一方面，新時代政府堅持踐行“一心為民”的外在實踐。“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為人民服務”原則的集中表現。從現實來看，社會整體形式完全與人民意愿緊密相連。正如馬克思所提到的，“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中國社會不論是何種現實舉措，都是圍繞“為人民服務”而開展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升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等。中國在時代發展潮流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立足于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始終堅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受人民監督、一切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面對國際環境始終堅持以“天下主義”立足于世界，可謂是新時代中國政府的“外王”。“天下主義”，是指胸懷天下，海納百川，即使是非本國的人民，也心系之。與之相反的是“國家主義”，指只考慮本國利益，是一種未認清“唇亡齒寒”的片面行為。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在國際交流方面始終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心系天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政府積極聯合世界各國共同解決人類問題，致力于人類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新時代二分“圣王”的價值在中國政府的實踐中得到展現，主要表現為“我中無我，不負人民”和以“天下主義”立足于世界。

總之，因傳統“內圣外王”與現實社會不相適應的問題，“圣王分流說”成為理論界合理解決傳統問題的最佳方案，雖在理論層面還存在“強行割裂”“圣王”聯系的隱患，但在社會實踐層面，其可被現代社會的優秀風氣所規制。同時，“分流”的“圣王”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展現也與現代社會中個體和國家的價值觀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