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象的傳播肇始于20世紀的美國，20世紀60年代是城市形象傳播研究的開端。西安借助新時代的短視頻影像生產，打破了主流文化語境與新時代新青年流行文化之間的屏障。西安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陣地，以年輕化的傳播方式重塑城市形象，講述西安城市精神。現梳理西安城市精神在敘事方法、審美共情機制、價值認同機制、媒介傳播策略等方面的影像生產方式，挖掘新時代西安城市形象的新內涵。厘清城市精神中的市民精神、城市文化精神、城市理想三個維度，以期為西安城市形象的跨文化傳播提供理論支撐。

美國學者凱文·林奇于1960年提出了“城市意象”理論，該理論首次將城市形象以理論化的方式總結出來。他認為人們通過對所處城市外在環境形象的觀察，形成了對城市的認識意向，而城市的形態又主要表現在道路、邊緣、區域、節點、標志五個方面。

學界以往對西安城市影像的研究雖有一定的地緣色彩，但著重呈現大西北獨特的自然景觀、歷史積淀，以“西部電影”為典型代表，以鄉土意識、鄉村情結為主要體現。新時代為西安城市精神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西安城市精神需要以當代城市居民為內容生產者，以歷史記憶為起點，以精神情感為內涵，呈現出快速發展過程中與城市居民審美需求不斷適配的內容。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12億，占網民整體的94.8%。抖音發布的《2019抖音數據報告》顯示，2019年國內景點播放量最高的10個景點中西安上榜2個，總播放量也最高。

短視頻生產已經成為城市形象傳播最迅速、覆蓋面最廣的方式。影像化傳播結合視聽等多種元素，打破了靜態符號的城市形象傳播，使城市形象進入以影像符號文本為載體的傳播階段，并逐步實現了羅蘭巴特提出的意義生產的三個層次。從城市形象的外延意義（城市符號）到內涵意義（社會意識、情感的介入），再到“神話”誕生（接受認同）的遞進，完成從城市形象到城市精神的轉化。“城市文化精神形象，亦指市民精神、城市文化精神和城市理想，它是城市形象的內核和靈魂。”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升到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再次強調“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黏合精神記憶與審美價值的影像文本創作被廣泛運用到各個城市形象建構的策略中來。近年來，西安積極實施文化復興工程，致力于喚醒中華兒女共同的歷史記憶。作為“一帶一路”的文化樞紐，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標識地之一，新時代的西安具有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因子與現代傳播場域。

短視頻生產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構的符號敘事機制

城市景觀作為敘事空間

敘事空間通俗來講就是指講述發生在某個特定環境中的事件或活動，這種環境涉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比如高樓林立的都市圈、一望無垠的大草原、萬里雪飄的冰原、漫天黃沙的荒漠等。場域理論是社會學的主要理論之一，它起源于19世紀中葉的物理學概念，提出者是庫爾特·考夫卡等。總體而言，場域理論是指人的每一個行動均會被行動所發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單指物理環境，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關聯的許多因素。任何形式、任何題材的影視作品創作，都占據著一定的地理范圍。這里所說的地理范圍是人文景觀、文化特色、民風民俗等元素形成和存在的根本條件。

城市作為人類自然生活、社會生活、生產活動的集中場域，城市景觀（機場、車站、廣場等）的符號化呈現有利于增強城市民眾對集體的記憶和認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體行為，代表一個社會群體性的共性的認知，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對于這種社交活動的精神依賴。”

城市景觀本身具有傳播的功能，可以作為宣傳國家精神、文化、地區面貌的一種有效手段。西安城市影像中“西安高鐵站”“咸陽機場”等地標性敘事空間的設定，形成了新時代的觀念與文化審美心理，重新建構了城市文化。因此，西安城市精神在短視頻影像的傳播過程中具有了現代化的意義。

在短視頻的空間設置中，城市景觀擺脫了農耕文化的審美習慣，關注受眾在建筑、街道、文化廣場等城市物質空間中形成的新時代的觀念與文化審美心理的轉移。可以說，短視頻影像正在重構城市文化與傳播文化價值，城市景觀的變遷是時代變遷的縮影，是集體的生活經驗總結。

多元個體共建敘事主體

敘事主體是敘事交流過程中故事講述的發出者，沒有敘述主體就不會有完整的敘事交流行為。在影視作品中，人物是敘事的主體，是主要情節的發出者和承擔者；有些時候，當影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對情節沒有特別大的幫助時，就可以把他看作一種“象征”、一種“符號”。在西安城市影像的建構過程中，參與主體的身份趨于多元化，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與社會分工特點。參與主體在個體的視角選擇、內容選擇等方面有很大差別，如有飲食、習俗、文化、各類人等。敘事不僅成為用戶傳遞價值觀的主要途徑，也成為用戶理解城市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

歷史文化表達敘事主題

位于中國內陸腹地的陜西省地跨黃河、長江兩大水系，具有陜北、關中、陜南的地域特色，孕育出了歷史、農耕、紅色、自然等獨特、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西安城市影像的文本借助長安古樂、鐘樓、大雁塔等歷史文化因子，突顯城市化進程中的地緣優勢，以本土化題材為敘事主題，進一步強化西安的文化屬性。

對城市影像進行類型化、模式化分類，以類型元素對城市影像進行產業化生產，為在文化傳播的實踐層面提高西安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內涵凝聚與精神生產意識提供價值指引。

短視頻生產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構的審美共情機制

儀式行為塑形情感經驗

儀式是人類情感經驗的文化塑形，關乎人類的信仰和行為。儀式通過情感互動來影響和達到文化目的。西安城市影像作為藝術作品，具有強“儀式性”與“精神性”的審美特質。西安城市影像常伴隨著節日、慶典活動而出現，并在節日氛圍中形成愉悅的精神體驗。敘事主體則以儀式行為參與其中，完成對情感經驗的文化塑形。

文化符號黏合審美體驗

象征符號是指儀式語境中的物體、行動、關系、事件、體態與空間單位。所謂文化符號是從象征符號的維度出發，將符號之下的意義從符號的表象實踐中剝離出來，以一種受眾可感受、可感知的形式進行表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符號性意義包括假日慶典的儀式行為、具有文字屬性的藝術作品、國旗的樣式、色彩的感受等。受眾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出發點，通過情感積累和知識經驗，直觀地對符號意義進行兼具個性與共性的解讀。榮格在對象征符號的論述中提到，這類指涉性符號本身就是可認知的，因為其已經具備可指向、可認知的事實。但大多數儀式符號是濃縮型的，需要人們用情感去剝離出它的深層含義。

在西安城市短視頻的傳播過程中，文化符號高度依賴地緣屬性，極具地域特色，個人的親身經歷和來自短視頻影像的媒介化經驗共同幫助受眾形成了一種“個性化的地方意象”；與此同時，受眾從直接經驗和媒介化經驗中獲得了一些“一般性的地方意象”。在視聽語言的呈現方面，除了上文提及的地域景觀之外，基于語言表達經驗的影像配樂符號主要包含具有方言特色的民謠歌曲《西安》《西安人的歌》等，以及部分旋律性較強的動感電子音樂，這些符號既契合主題需要，又為短視頻用戶提供了沉浸式體驗。傳播通過符號的建構、理解和運用生產了現實，同時黏合個體生命經驗形成了共有的審美體驗。

短視頻生產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構的價值認同機制

儲存“社會記憶”，形成集體認同

影像生產作為影像藝術的新形式，能夠使受眾進入“浸入式”場域。西安影像視頻中的大雁塔、鐘樓、大唐芙蓉園、長安古樂等是對西安市民內在情感體驗、文化觀念的表達。其暗含個體與社會對待現實的態度，并儲存了“社會記憶”，形成了集體記憶認同。

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提到，“景觀同時將自己展現為社會自身，社會的一部分，抑或是統一的手段。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時，景觀是全部視覺和全部意識的焦點”。正是由于這一領域是分離的這一真正的事實，景觀才成了錯覺和偽意識的領地：它所達到的統一只不過是一種普遍分離的官方語言，即某個特定時期的空間及空間上的物質與本體的集合體。建筑、語言、物質等為景觀客體，人則既為景觀又為主體，“景觀”反映著人與客體之間的關聯，承載著社會意識形態主體語境的變遷。

西安城市精神借助新時代的短視頻生產，打破了主流文化語境與新時代新青年流行文化審美之間的屏障。西安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陣地，以年輕化的傳播方式重塑城市形象，講述西安城市精神。

影像是一種對“大眾記憶再編碼的方式”。不同的個體與群體對時代影像的記憶存在差異，但正是個體的差異性造就了群體記憶的基礎。短視頻的影像創作創造了“烏托邦”式的完美世界，并在“現代性”的流變下，撕開主體與客體的本質，并呈現在觀眾面前。在消費社會，一切物與人都成為可被解讀的景觀。短視頻影像創作則以個人記憶中富有時代特色的文化景觀，描繪出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幅幅鮮活圖景。

整合市民精神和城市文化精神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是政治性的。在其觀點中，空間變成了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場所。在新資本主義社會，空間作為社會實踐的場所和中介，標示出了這種實踐的范圍。也正是因為空間是權利生產和實踐的空間，所以會出現穩定的群體階級。

西安乘著短視頻生產崛起的東風，借助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優勢，可以在短視頻中重塑城市形象的儀式，消解“游戲化”的城市記憶，整合城市市民精神與對外傳播的效果。短視頻生產以個體內容生產為依據，從西安市民穩定的文化身份出發，以共有的語言、行為模式、價值判斷、文化習俗等為心理依據，將割裂的個體經驗整合到城市理想、城市文化精神的情感層面，使長期的文化習性成為短視頻影像的內在結構性支撐。

短視頻生產中西安城市形象文化建構的媒介策略

善用話題標簽，強化傳播效果

在媒介與傳播的研究領域中，新媒體可以通過將更多的地點帶入人的感知而將傳播的可能性擴大，所有的媒介都在徹底地改造我們，并且深入地滲透到私人的生活、政治、經濟、審美、心理、道德、倫理和社會生活中，以至于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未經它們接觸、影響和改變的部分。

傳統媒體時代，城市形象傳播應具備三原則，即敘事原則、分享原則和互動原則。2022年，長安十二時辰主題街區借助歷史文化符號，運用空間屬性強化傳播效果，長期占據抖音熱搜榜前三，日平均客流5000—6000人次。在新媒體平臺中，故事框架體現為一個個話題標簽。話題標簽的采用可以使信息聚合，在用戶點擊話題標簽后，本標簽下的相關內容會被依次呈現出來，從而極大地方便了用戶搜集信息，同時也能提高視頻的關注度。

強互動性的“線上”傳播矩陣

影像生產基于社交媒體，具有播放時長短、內容精練、互動性強的傳播特性，受眾在觀看影像的過程中通過“微博評論”“朋友圈點贊”等形式同步完成對視頻影像的文本再生產。西安城市精神的傳播可以借助快閃形式，以文化宣傳為落腳點，借助社交媒體平臺強化文化的導向作用，從而為新媒體平臺的西安城市精神傳播提供理論支撐，將短視頻生產實踐轉化為經濟效益。

短視頻生產中的西安城市精神建構與全球化傳播

始于歷史語境的地方性文化生產

陜西省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同時鑒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歷代封建王朝極其重視對該地區的管理和控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讓陜西成為孕育西北文化的主要地帶，同時基于其自身的創造性，其在悠久的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氣質。

西安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因子與地緣優勢，作為中國西部電影生產的重要地域，其在若干層面折射著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逐層遞變，并成為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歷史鏡片、藝術隱喻和文化標本。西安更應乘著新媒體時代影像創作的東風，以年輕化、民族化、本土化、程式化的特色進一步樹立城市形象，打造強文化屬性。

基于“一帶一路”的全球性文化傳播

“一帶一路”帶來的政策導向與經濟支撐，為西安的城市精神建構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選擇、觀念習俗、價值維度。文化全球化沖破了以民族、區域為單位的壁壘，伴隨著文化互動的速度不斷加快，西安更應在全球化語境下以地方性文化為起點，進行全球性的文化傳播。

2019年以后，西安影像文本內容逐漸豐富，研究對象逐漸聚焦，西安作為新一代的網紅城市，急需在“儀式化”的傳播策略中尋求新的城市精神傳播路徑。以往對西安城市影像的研究雖有一定的地緣色彩，但著重呈現了大西北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歷史積淀，其以“西部電影”為典型代表，以鄉土意識、鄉村情結為主要體現。新時代為西安城市精神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因此，城市精神要以現代城市居民為內容生產者，以歷史記憶為起點，以精神情感為內涵，呈現出在城市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與城市居民審美需求不斷適配的內容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