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關系是影響科研院所科研效能的重要因素。根據共生理論，科研院所內部的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共生模式，從組織模式看可以分為點共生模式、間歇共生模式、連續共生模式和一體化共生模式；從行為模式看可以分為寄生、偏利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和對稱性互惠共生。兩種模式組合可以在理論上形成16種共生狀態體系，每種共生狀態的組織化程度、能量分配方式不同。從“點共生—寄生模式”到“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反映了從最簡單最初級的共生關系向最合理最優化的共生關系發展的趨勢。

作為科研院所的重要內設機構，圖書館與科研團隊之間的關系是影響科研效能的重要因素。研究和優化科研院所內設的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關系，是優化科研院所內設機構職能，提高科研效率的重要前提。

發展趨勢：科研院所圖書館和科研團隊相互嵌入

科研院所圖書館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它主要服務于科學領域（方向）的科學研究活動。在傳統的科研組織模式下，圖書館總體上被定位為“科研輔助單位”，負責為本研究院所內的科研團隊和個體提供科學研究文獻信息查閱服務。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傳統的科研文獻信息查閱服務對科研團隊而言變得無關緊要，科研院所圖書館開始向“研究型”圖書館發展，其核心服務開始從文獻信息查閱服務向整個科研生命周期的文獻數據管理服務轉變。如在研究項目立項階段對該領域現有研究基礎和學術前沿研究進行分析，明確科研項目的創新性和研究計劃的可行性等；在研究進行階段對科研進程中的研究數據進行整理分析，以及進行同行研究情報分析等。可以說，現代科研院所圖書館已經是現代復雜科學研究的重要參與主體或實施主體。

隨著現代科學本身的發展，科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除了一些非常小眾的研究方向外，“科研個體戶”式的單干模式已經難以適應現代科學研究競爭。“科學研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發現過程，歷經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形成假設、檢驗求證、得出結論、研究成果交流和應用等步驟。”[1]特別是現代科學研究，包括文獻調研、科技查新、基金課題申報、科研數據管理、研究工具分析、論文撰寫、論文發表（出版）、專利申請、推廣運用等數項工作，離開團隊協助將很難承擔重要科研任務，形成重大研究成果。為此，現代科學研究團隊化、組織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

由此可見，科研院所內的圖書館和科研團隊都在超越傳統功能定位和職能隔離而走向相互融合、相互嵌入。已有一些學者敏銳地總結出圖書館“嵌入式”的學科化服務和科研團隊的協同合作機制。如吳愛芝、王婧媛從科研項目、科研過程、科研團體、科研個體4個維度，分別闡述了大數據時代高校圖書館嵌入式科研服務的主要內容，對科研院所圖書館同科研團隊協同發展具有較大的參考意義[2]。同時，還有一些學者對國外高校圖書館支持、參與科研工作的具體做法做了介紹，如封潔從文獻資源獲取與管理、科研數據管理、學術出版與開放存取、科研影響力測量、科研咨詢與培訓五個方面，總結了22所北歐高校圖書館支持科研的具體做法，這對深入研究我國科研院所圖書館與科研團隊的關系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3]。

共生單元：科研共生體的基本主體

“共生單元是指構成共生體或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單位，它是形成共生體的基本物質條件。”[4]離開共生單元，就沒有共生關系發生，也就沒有共生體。在科研院所圖書館和科研團隊組成的二維共生體中，圖書館和科研團隊分別作為科研共生體的共生單元存在。共生單元之間之所以能形成共生關系，源于它們的性質和特征。一般將共生單元的外部特征或表象特征稱為象參量，將其內在性質或本質特征稱為質參量。

科研院所圖書館作為科研共生體中的基本單元，其象參量主要包括規模（包括硬件場地規模、軟件設施空間規模、資源規模）、工作人員數量、工作人員外部特征（如年齡結構、學歷結構）等。科研院所圖書館在科研共生體中的質參量，主要源于對圖書館功能、職責的定位。例如，雖然在體制上將圖書館定位為“科研輔助部門”，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圖書館長期被矮化為科研院所解決家屬就業安置問題、負責圖書資料保管工作等無關緊要的部門，難以同科研活動相匹配，其在科研共生體中表現出的質參量僅僅是科研后勤服務單位。借鑒《大學圖書館現代化指南針報告》中對高校圖書館9種職能的歸納，即學科化知識服務、知識產權服務、信息素質教育、數據管理服務、多元化空間服務、創新型智庫服務、文化通識教育服務、閱讀服務和融媒體信息服務[5]，結合現代科研基本過程階段及其每個階段中的基本活動，現代圖書館在科研活動中的工作可以分為“研究思想創新性、可行性評估，文獻資料檢索、獲取與歸納總結，領域內知名專家、審稿人及投稿期刊推薦，專利創造性核查，研究成果統計與應用推廣總結，科技成果應用與效益統計等”[6]。由此可見，現代圖書館特別是大學、科研院所等學術性、科研性較強的圖書館在科研共生體中，其質參量已經真正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主體或輔助科學研究的關鍵主體。

就科研院所而言，其本身就可以被視為一個科研團隊，如應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等。但通常情況下，一個研究院所內部又會分成不同的實驗室、研究所、課題組等，進而形成大大小小的科研團隊。從科研生產的角度來看，其主要可以分為個體化的小作坊式科研團隊、任務導向的科研團隊、松散耦合的科研團隊三種類型[7]；小作坊式科研團隊就是俗稱的“科研個體戶”，常見的“科技攻關團隊”就是任務導向科研團隊，松散耦合科研團隊一般是基于研究方向的協同性而構成的一個大方向、大問題組合型團隊。團隊的組合模式還可以從其他視角進行分析，如“按照科研合作內聚度和耦合度的高低，即科研團隊的內部合作程度以及外部合作程度，將科研合作模式劃分為四種：低內聚低耦合模式、高內聚低耦合模式、低內聚高耦合模式、高內聚高耦合模式”[8]。總體而言，科研團隊就是由一定數量科研人員組成的、具有相對一致的科研領域方向和一定穩定性、持續性、活躍性的科學研究實體。從事科學研究活動是科研團隊的質參量，團隊規模、學歷結構、年齡結構等是其重要的象參量。

共生環境：科研共生體的環境變量

任何共生體都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形成的，都與周圍各種事物密切相關，共生體和周圍環境之間會發生物質、能力、信息交流，從而使共生體和共生環境之間形成相互的正向作用、中性作用和反向作用，進而對共生體以及共生單元產生影響。

在科研共生體研究中，共生體以外的所有主客觀因素的總和共同構成共生環境。就科研院所中的科研活動而言，“科研環境包括基礎設施、制度設置、政策環境和文化環境等。”[9]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將科研環境直接分為基礎設施、政策制度和文化氛圍三個基本方面。基礎設施一般包括交通、能源、信息、設備、儀器、實驗室等現代科研必要的硬件設備設施。政策制度包括國家宏觀政策制度和研究院所內部制度規定。從國家宏觀層面看，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影響的政策制度有科研財政金融政策、成果轉化及專利保護制度、科研經費管理政策、人才培養政策制度、科研項目申報立項制度、組織人事管理政策等；從科研院所內部層面看，關于科研活動的重要政策制度有項目（課題）管理制度、學術會議（交流）制度、后期資助制度、實驗室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職稱評定制度、學科建設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文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直至今日，學界也沒有對科研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達成一致意見，但總體上還是可以將其視為關于科學及科學研究活動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等方面的總和，如尊重科學、崇尚創新、鼓勵探索等行為和氛圍，都是科研文化環境的常規內容。而環境對共生體的作用可以分為三類，即正向作用、中性作用和反向作用。

共生關系：科研共生體的基本模式

共生關系是指“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單元之間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強度”[10]。共生關系可以從行為方式和組織方式兩方面進行分析。就行為方式而言，一般可以將共生關系分為寄生關系、偏利共生關系、互惠共生關系，而互惠共生又可以分為非對稱性互惠共生和對稱性互惠共生，這主要反映能量產生的多少和分配形式，從寄生到對稱性互惠共生，產生的新能量越來越多，分配的對稱性也越來越強；就組織方式而言，一般可以分為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和一體化共生等，這主要反映組織化程度和共進化作用，從點共生到一體化共生，其組織化程度逐步提高，共進化作用也逐步增強。

共生行為方式和共生組織方式的組合構成了不同的共生關系狀態，這些共生關系狀態的集合就是共生系統。如果用M表示共生組織方式向量，N表示共生行為方式向量，S表示共生系統的狀態，那么S（M，N）就是系統狀態量。在科研院所圖書館和科研團隊組成的二維共生系統中，共生組織方式和共生行為方式相互組合可以形成16種共生系統狀態，包括“點共生—寄生模式”S11（M1，N1），“點共生—偏利共生模式”S12（M1，N2），“點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13（M1，N3），“點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14（M1，N4）；“間歇共生—寄生模式”S21（M2，N1），“間歇共生—偏利共生模式”S22（M2，N2），“間歇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23（M2，N3），“間歇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24（M2，N4）；“連續共生—寄生模式”S31（M3，N1），“連續共生—偏利共生模式”S32（M3，N2），“連續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33（M3，N3），“連續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34（M3，N4）；“一體化共生—寄生模式”S41（M4，N1），“一體化共生—偏利共生模式”S42（M4，N2），“一體化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43（M4，N3），“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S44（M4，N4）。“點共生—寄生模式”是共生單元之間最簡單也是最弱的共生模式。通常情況下，作為共生單元的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會呈現出較強的異質性，即圖書館的質參量和科研團隊的質參量兼容性極低。在這種共生系統中，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寄宿主客體身份并不固定，既可以是圖書館寄生于科研團隊，也可能是科研團隊寄生于圖書館，其決定因素為共生介質。“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是一種理想的共生系統，也是最有效率、最穩定的共生關系，共生單元之間建立起穩定的功能分工關系，在共生關系中產生新能量，新能量在共生單元之間的分配呈現出廣普而均勻的特征，以及明顯的共進化特征。在該模式中，科研院所圖書館和科研團隊構建起深度融合性的互惠互聯關系；科研團隊與圖書館團隊為了共同的目標分工合作，在科研項目研究、學科建設等方面實現了深度雙向嵌入。也就是說，圖書館已經不僅僅是科研院所的文獻信息功能模塊，而是深度參與科研活動的研究主體；科研團隊也不僅僅是研究功能模塊，而是深度參與科學研究文獻調研、數據管理、成果運用等功能模塊的主體。這種深度融合的分工合作將產生推動科研活動順利推進和圖書館自身業務發展的新能量，不僅會促進科研團隊的效能提升，還會同步增強圖書館的文獻功能、數據功能乃至科研功能。

綜上所述，共生理論是分析科研院所圖書館和科研團隊相互關系的科學理論工具。在共生理論下，科研院所內的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作為二維共生系統（共生體）的共生單元，在共生環境的影響下，可以形成16種共生系統狀態，每一種共生系統因共生組織模式和共生行為模式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特征。共生組織模式可以反映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共生組織化程度和共進化程度，共生行為模式可以反映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能量產生和分配情況，二者組合形成共生模式系統即圖書館和科研團隊之間的分工合作機制，從“點共生—寄生”這種最簡單的共生系統到“一體化共生—對稱性互惠共生”這種最理想的共生系統，就是圖書館和科研團隊合作機制不斷優化的過程，這為科研院所改革圖書館和科研團隊功能，優化二者的合作機制提供了方向指引。

注釋

[1]李鑫,郝冬冬.高校圖書館科研支持服務建設研究[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9(04):118-123.

 [2]吳愛芝,王婧媛.大數據時代高校圖書館嵌入式科研服務模式與內容研究[J].現代情報,2018,38(12):97-102.

[3]封潔.北歐高校圖書館科研支持服務調研與啟示[J].數字圖書館論壇,2021(02):53-59.

[4]袁純清.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7.

[5]陳建龍,邵燕,張慧麗,等.大學圖書館現代化指南針報告[J].大學圖書館學報,2022,40(01):22-33.

[6]黃敏,張霞,周喆,等.高校圖書館嵌入科研過程的學科服務模式研究[J].圖書館學研究,2018(08):88-91.

[7]杜育紅,郭艷斌,楊小敏.我國高校科研的組織演變與時代創新[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2(12):33-39+48.

[8]劉曉婷,黃穎,李瑞婻,等.內聚-耦合視角下科研團隊合作模式識別與對比研究[J].情報科學,2022,40(12):170-180.

[9]王春法.科技政策應營造良好的科研環境[N].光明日報,2013-06-17(13).

[10]袁純清.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