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化建設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以產業化為“有效經濟”發揮作用的重要途徑，以文化內核為“有效治理”的關鍵手段，對突破“胡煥庸線”的既有產業空間格局，實現城鄉經濟均衡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可持續化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鄉村治理文明變革提供了動力。現通過對湖南省L縣文化產業推動鄉村振興實踐現狀的分析，總結鄉村文化產業建設發展經驗，提出文化產業助推鄉村文明重塑的實現機制。通過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方式，在滿足原住民對鄉村文化的情感依戀中尋找新的平衡，在改善居民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精神動力，從而實現傳統鄉村文明向現代鄉村文明的歷史性轉變。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進一步實施，以及新型城鎮化與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鄉村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文化結構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統計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城市發展中的虹吸效應一方面加快了大型城市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小型城市及鄉村發展吃力的局面。

費孝通曾提出，都市的興起和鄉村的衰落是同一事物的兩面[]，中國的傳統村落是一個由親緣、地緣、宗族、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深層社會網絡聯結的村落鄉土社會[],因而非農化和工業化或許可以使其發生裂變，但不會使其成為“村落終結說”的必然[]。傳統村落中凝結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縮影，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在空間上的存留，村落的轉型發展同樣也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現代社會中轉型發展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鄉村文明的載體。”[]要想留住中華民族文明的根，就必須使村莊在保留鄉村文化符號的基礎上留住人心。

片面的產業發展雖然能夠在短期內帶來表面物質層面的改變，但工業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資本積累對淳樸民風民情的消極影響、原住民無力持續發展易致“返貧”等問題層出不窮，可見現代化因素的盲目使用實際是對村莊自身力量的解構。胡惠林認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與核心是重建鄉村文明關系和鄉村文明秩序[]。在“后鄉土時代”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應給予傳統生存上的空間和文化在空間上的載體，而并非簡單利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并以“傾倒”“灌輸”的形式“強加”給鄉村。

在鄉村治理中通過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方式，找尋原住民的現代化需求和鄉村文化原生性的平衡，既是鄉村文化產業在轉型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鄉村文化振興在發展過程中正確的路徑選擇。在建設鄉村文化產業的同時，培育人們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信仰；在改善居民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內驅的、可持續的精神動力；在文化責任、文化使命與經濟目標之間能夠尋求一種平衡，從而突破既有的物質生產資料與精神生產資料不平衡的“胡煥庸線”，重塑鄉村文化自信，形成更加有利于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文化產業結構。

湖南省L縣文化產業推動鄉村振興實踐現狀

湖南省L縣位于湘中偏西南，有漢、回、瑤等24個民族。2018—2020年L縣國民經濟發展趨勢向好。近年來，隨著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L縣逐步將地緣劣勢轉變為環境優勢，通過整合利用轄區內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名人等資源推動農業特色產業、文化旅游業發展。從經濟數據來看，其文化產業建設取得了較大成功，但在實際調研中發現，其現有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徑存在較大隱患。

文化資源淺層開發缺乏長期動力

以S鎮對魏源的開發為例，當地政府在規劃中缺乏科學認知和經濟主動權，資本在建設的過程中以快速資金回籠為目標，導致文化資源被表面化、淺層化利用，缺乏資源核心競爭力，無法形成長范圍輻射吸引力。其結果往往在“脫貧”目標完成后后續發展無力而導致經濟停滯。當政府為政績驅動，將經濟指標視為鄉村振興的主要構成，則會從政策角度忽視文化資源本身的價值，從中觀層面加速資源內涵的解構。當村民受企業影響，以資本邏輯推動鄉村文化產業建設與發展，將鄉村豐富且獨具特色的文化作為獲取短期經濟效益的手段時，經濟利益至上的觀念則從微觀層面對鄉村核心價值觀念進行消解。其最終結果往往是短期經濟快速增長、短期行政目標達成、鄉村傳統價值體系斷裂、鄉村文化再生能力下降，最終導致鄉村振興文化產業無法可持續進行。因而鄉村振興要從根本上通過文化產業發展的路徑實現，應該是在鄉村本位下對傳統村社的理性重建，并在此類集體價值觀念的約束指導下進行產業化建設。

資本介入沖擊傳統鄉村文化

從產業化建設的角度看，X村文化產業建設充分利用了行政本位下能人帶頭作用、政府與資本利益互換，打造了當地文化產業特色名片，在短期內完成了鄉村基礎設施和文化娛樂項目基礎建設，實現經濟效益正增長；但從文化塑形的角度來看，其文化產業發展實際是資金注入的文化空心化的經營。資本的大量介入讓原住民本能趨利，商業色彩沖擊著鄉村文化原有的質樸本色，對當地原生態的淳樸民風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

輻射帶動作用與村際馬太效應之間存在悖論

資源有限性往往造成村際之間起點失衡、發展動力失衡等問題，從理論上來說，通過資源集中、重點建設、向外輻射可實現“先富帶動后富”。然而在實際情況中，由于政策驅動、資本逐利性，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村際馬太效應，通過政策傾斜聚集優勢資源的村莊在發展后所形成的虹吸效應遠大于輻射作用，形成“產業扶貧悖論”[]。“明星村”往往獲得更多利好政策、文化資本和社會關注，發展驅動力較足，村際之間貧富差距擴大，在客觀上壓縮鄉村文化的生存空間，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經濟差距的基礎上極易構成文化認同危機，使鄉村文化逐漸失去從容的文化自信語境。

鄉村文化建設發展的經驗與反思

脫離經濟發展的文化振興缺乏實際意義

文化以意識形態形式存在時，屬上層建筑范圍，由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發展與新鄉村文明的塑造是建立在新的歷史階段鄉村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在經濟上缺乏話語權的主體也很難具備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農民作為鄉村文化的創造者、建設者和傳承者，其對鄉村文化的認知水平、認同度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鄉村文化的未來。因而推動鄉村文化建設，實現文化振興，促進鄉村發展，不能從意識形態角度闡述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從城市的角度理解鄉村，更不能從學術理論的角度以傲然的態度空泛地指導政策制定。在鄉村振興中要從“看得見，摸得著”的角度出發，將文化的經濟效益闡述清楚，使鄉村居民明白文化不是虛無縹緲的，文化也可以改善實際生活。

脫貧后鄉村治理需要重塑鄉村文明

鄉村文化振興需要新時代鄉村文明對鄉村文化自信的重塑。傳統鄉村文明是農耕文明與農業社會歷史塑造的一種文明體系[]，現代鄉村文明則是傳統鄉村文明在與現代文明的碰撞與融合中產生的。經濟上的脫貧存在“返貧”風險，只有從根本上完成對基層鄉村的文明性變革，從根本上改變農村文明中的惰性思維和落后思想觀念，才可以實現鄉村文明的重塑，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

以文化為核心的產業化建設實現鄉村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同構

擁有獨特個性的鄉村文化，始終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具多樣性的文化資源[]。以經濟為核心的文化產業容易造成文化主體價值觀念的嬗變，消解鄉村文化中質樸的文化品質。要想克服奧爾森所謂的“集體行動困境”，則需借助文化的力量，在血緣認同和堅守村社意義的基礎上達成村社理性[]，通過緊密的個人關系和相互信任來引導成員進行自愿合作，以文化力量對沖市場經濟導致的“理性化”“個體化”“原子化”，以減少交易成本[]。

文化建設中鄉村文明重塑與再生的實現機制

依托文化資源，建設文化產業

長期的城鄉二元發展格局，經濟的滯后使鄉村原住民對物質向往與追求的迫切程度遠高于對精神文化的追求，因此政府應使村民主體認識到文化同樣能夠通過產業化路徑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

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文化產業因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資源掌控程度、個人認知能力等的限制而存在較大的權力分配不公現象[]。通過文化產業發展建設，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還權力于村民，使其認識到自身所擁有的文化權力，縮小與城市在精神與經濟層面之間的差距。

如果說物質上的差距是先天不足，那么精神上的發展、文化上的建設則是“彎道超車”的最佳契機，發展鄉村文化產業則正是契機與實際相結合的最優路徑。文化產業是在傳統文化生存場域中、村社理性建立基礎上內生發展的。被城市人視為精神消費對象而為農村帶來經濟收益的，恰恰是鄉村區別于城市工業化景觀的自然環境、安逸的生活、淳樸的鄉村民風所蘊含的美學價值與人文價值。文化旅游業項目與短視頻內容創作將城市人民對鄉村生活的向往和消費者的獵奇心理轉變為產業經濟，但需要注意的是鄉村主題短視頻的制作不應是以資本投資為起點、商業變現為終點的短期項目，而應該實際把握住互聯網平臺矩陣，將鄉村真實生活映入大眾眼簾。

立足文化教化，提高鄉村文化認同度

人是文化認同的主體，村民對鄉村文化的認同程度是其對鄉村文化所蘊含的價值觀念的理解和認可，鄉村文化認同感的缺失是鄉村文化力量被消解的主要原因。對于鄉村而言，要重視的不僅僅是文化知識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文化風氣的教化，通過教化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構建人與人和睦互敬、彼此尊重、謙遜有禮的鄉村文化價值觀念，使其具備回望歷史，對照現實的能力，從而對農耕文明下的中華文化具有更深刻的認知。在此過程中，尤其要重視對青少年群體鄉村文化認同感的塑造，將文化教化融入日常教學中，提升青少年對鄉村風土人情、手工技藝等文化資源的認知水平，使其知曉鄉村文化的內涵。

激發內驅動力，重塑鄉村文明

行政本位下僅依靠政府與資本的力量容易導致村民形式化參與、供需錯位、村際差異擴大等問題，通過建立村社理性實現村民自我治理，樹立良好鄉風是克服此類問題的最優路徑。村社理性、良好鄉風的發揮需要能人帶頭引導建立。村社理性發揮作用的基礎往往建立在“弱流動”的基礎上，通過政策導向、輿論宣傳等喚醒原生的文化基因，使對該鄉村有深刻感情的人才回到鄉村進行建設。以舒適的自然環境和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為特色，吸引退休人群、藝術家等“新鄉村階層”落戶鄉村，為鄉村帶來現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在與原住民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的碰撞與交融中催生新的鄉村文明。

當生產力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時，如何變革生產關系使其與生產力相適應是中國在發展現階段所遇到的關鍵問題。鄉村振興始于產業發展，實際上是對廣大農民價值觀念和思想認知的重塑，也是鄉村文明在現代秩序體系下的重塑。

在現代工業化進程下，對物質的追求難免根植在人們心中，文化振興既包含了物質層面的經濟獲益，同時重構了農民的整體精神文化面貌。這需要有長期規劃的眼光并徐徐圖之，產業化是“有效經濟”發揮作用的重要途徑，文化內核是“有效治理”的關鍵手段。政府既要認識到文化產業振興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實現方式，又要在改善的過程中警惕資本的一蹴而就，做好規劃、引導、管理工作，將鄉村資源、人才的力量切實發揮出來，如此才能激發鄉村文化產業的內生動力，推動鄉村文明實現現代化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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