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圖書館既有對傳統圖書館的發展和創新，也有對傳統圖書館的繼承，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都不能背離“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辦館精神、辦館理念和辦館宗旨。針對數字圖書館建設中出現的“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試圖從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這一新視角，闡述實現數字圖書館“技術化”與“人文化”統一的必要性。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圖書館經歷了從“藏書閣”“公共圖書館”到“數字圖書館”的轉變。數字圖書館是一類知識網絡，是一種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超大規模分布或多媒體網絡內容信息全新的組織、管理及服務體系[1]。數字圖書館是對傳統圖書館的創新和繼承，實現“技術”與“人文”均衡發展，將對數字圖書館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數字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一些人出于對“科技”的狂熱追求，忽略數字圖書館的人文價值，進而出現“重技術、輕人文”的錯誤傾向，這種只重技術投入而忽略人文建設的現象，有悖于圖書館“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辦館理念。要實現數字圖書館的健康有序發展，應注重技術與人文結合，像肖希明所認為的一樣，當今的圖書館應該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2]。針對這種現象，本文試圖從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出發，找到實現二者結合的哲學依據，闡述在數字圖書館建設中實現技術化與人文化的必要性，進而為推動圖書館建設貢獻力量。

波普爾的“三個世界”

（一）對“三個世界”的闡述

卡爾·波普爾是批判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1967年，他在《沒有認識的主體的認識論》中首次提出并闡述了“三個世界”理論。在1972年出版的《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中，他寫到“人類知識的現象無可置疑的是我們宇宙中最偉大的奇跡……我把常識性的知識理論視作一種主觀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支配了西方的哲學。我已嘗試去根除這一錯誤，代之以在本質上具有猜測性質的有關知識的客觀理論。”[3]

波普爾將整個宇宙劃分為“三個世界”：“世界1”，即物理世界，指客觀的自然界；“世界2”，指人的精神世界；“世界3”，即客觀知識世界，如科技成果、文獻、藝術、建筑設計、理論成果等人工產物。

波普爾認為，這三個世界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這也是波普爾“三個世界”理論的重要內容。具體來說，“世界1”作用于“世界2”，猶如勞動讓人充實；反之，“世界2”反作用于“世界1”，“望梅止渴”就很好地闡釋了人類的主觀精神世界對物理世界的作用。

同樣，“世界2”和“世界3”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如建筑設計師根據自己的靈感和創造性設計出匠心獨運的建筑，豐富了“世界3”的內容，這體現了“世界2”對“世界3”的作用；相應的，“世界3”反作用于“世界2”，“世界3”中一座創意十足的建筑能激發“世界2”中設計師的創作靈感。

當然，“世界1”與“世界3”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但波普爾認為，二者的聯系是間接的，“世界1”與“世界3”須通過“世界2”才能相互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腦（“世界1”）通過本人的意識（“世界2”）與語言（“世界3”）相互作用[4]。

波普爾認為，“世界3”具有三大特征：客觀性、自主性和實在性。

首先，“世界3”具有客觀性。波普爾認為存在一種“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客觀知識是人類精神的產品，它們一經生產出來，就脫離了人而獨立存在，因而它是客觀的[5]。

其次，“世界3”具有自主性。盡管“世界3”是人創造出來的，但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自身的性質、特點和規律，并不會隨著人類主觀意識的改變而改變。

最后，“世界3”具有實在性。依據波普爾所說，“關于實在性的判斷標準，主要在于相互作用”，因此“世界3”的實在性是顯而易見的。

用波普爾的“三個世界”來解讀數字圖書館

用波普爾的“三個世界”來對應數字圖書館，可以增進我們對數字圖書館的認知和了解。波普爾將許多客觀存在的物質形態歸為“世界3”的內容，筆者認為這是不恰當的，這很容易引起理解和分類上的混亂，致使對某一類現象的研究無從下手。數字圖書館中的信息載體、計算機和網絡等物質實體應歸屬于“世界1”，即波普爾所說的物理世界[6]。

數字圖書館領域不僅包括波普爾意義上的客觀物質存在（包括大量未經處理和加工的信息）；也包括各類有形和無形的信息載體：精神世界，即“世界2”，包括圖書閱覽者、圖書創作者及與數字圖書館的建設、維護等有關的一切人類主體的主觀經驗；客觀知識世界，即“世界3”，包括數字圖書館中所存儲的各種知識。

           數字圖書館中“三個世界”的關系圖（作者自繪）

如上圖所示，數字圖書館領域的“三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世界1”和“世界3”通過“世界2”產生聯系，“世界2”是聯系“世界1”和“世界3”的紐帶。

在數字圖書館領域，“世界1”中的海量信息和各類現代化的信息載體，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物質條件和技術基礎，拓展了人們認識世界的范圍，豐富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即“世界2”；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想象進行學術創作、技術發明等，給數字圖書館帶來源源不斷的知識，從而豐富“世界3”的內容。同時，“世界3”中大量的知識可以給人以正確的啟迪和指導；而“世界1”與“世界3”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通過“人”來實現，“世界3”中的知識在“世界2”中的圖書閱覽者和技術人員的理解和創造下，通過“世界1”中的載體，包括聲波、光波、電波等無形載體和磁盤、膠片等實物形態的載體來記錄、傳輸、積累、保存和技術改進及發明創造。

在信息化背景下，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1”和“世界3”的直接聯系已成為可能，其完全可以脫離“人”這一中介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筆者認為，在信息化和數字化的背景下，“人”仍是連接“世界1”和“世界3”的紐帶。

一方面，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沒有“人”的加工創作，“世界1”中的海量信息就不會變成知識，同時，如果沒有“人”的推動，就沒有技術的進步，進而信息的載體也不會得到更新和創新。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人”對“世界3”中知識的理解和運用，那么知識就沒有了記錄和傳輸的必要，知識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沒有了相應的價值。由此可見，“人”在“三個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數字圖書館中的“三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三者缺一不可。

數字圖書館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及影響

在信息技術的沖擊下，數字圖書館在建設中出現了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這有悖于圖書館的價值取向[7]。

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著手建設數字圖書館，直到20世紀中期，現代信息技術大范圍應用于數字圖書館，技術的進步讓傳統圖書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一些人對技術產生了“狂熱”的追求，進而使數字圖書館出現了重技術、輕人文的傾向。

于是就出現了肖希明先生所描述的那種值得深思的現象：計算機圖書館流通系統功能先進，而藏書卻沒有完全向讀者開架借閱；工作人員操作電腦十分嫻熟，而對讀者卻冷若冰霜；計算機管理系統不斷升級換代，而文獻利用率卻并未上升；圖書館為提高現代化技術設備的檔次殫精竭慮，而對如何滿足讀者最基本的文獻需求卻表現冷漠[8]。

隨著圖書館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圖書館實現了由“藏”到“用”、由“書”到“人”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人”的作用不斷被凸顯和強調，而數字圖書館中所出現的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顯然與這一趨勢背道而馳。不管是傳統圖書館還是數字化圖書館，其根本目的都是服務讀者，不管圖書館以何種形式發展到何種程度，這種服務精神和服務意識不能丟棄，也不能背離“服務至上、以人為本”的辦館宗旨和辦館理念，要牢牢把握住其核心和根本要義，這樣才能確保圖書館在發展過程中“不變質”。

隨著信息化技術飛速發展，數據庫資源的日益豐富，信息檢索速度和準確率大大提高，網絡界面更加友好，這讓數字圖書館變得越發“完美”。但是，長期的人機對話使數字圖書館缺乏人性化特征。

首先，統一的可視化界面、操作流程、顯示方式等一系列標準化的服務形式，使數字圖書館少了個性化、針對性和靈活性，讓原本和諧、活潑的氛圍變得沉寂、壓抑。

其次，數字圖書館十分注重利用技術來提高圖書館的工作質量和效率，而很少有讀者須知、技術咨詢與培訓及讀者分類等傳統圖書館工作中注意的事項，也很少考慮不同知識水平讀者的具體需求[9]。

再次，數字圖書館可能會弱化讀書的價值，在這里，“讀書的價值”主要指讀者在閱讀紙質書本時，除了獲取書中的內容外，還從書本的裝訂、書中惟妙惟肖的插圖、書的厚重感與質感等方面切實體會讀書的樂趣，這對于數字圖書館而言是很難做到的。

最后，讀者長時間面對冰冷的機器，缺少了傳統圖書館中來自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微笑、關懷和幫助，長此以往，讀者難免會感到失落和不適應。

目前，許多地方為了順應潮流變化，響應時代號召，大力擴建和發展數字圖書館，在購買設備、軟件、培訓專業技術人員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資源利用率也大相徑庭，這種不切實際的對技術的過度投入易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

實現數字圖書館技術化和人文化的統一

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不僅豐富了“世界1、2、3”的內容，而且也進一步強調了“世界2”中“人”的重要性。波普爾認為，“世界2”是聯系“世界1”與“世界3”的中介，而“人”是“世界2”的主體。因此，在數字圖書館中，“人”對“世界1”中信息載體的進步和“世界3”中內容的豐富和發展，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三個世界”的相互關系是波普爾“三個世界”理論的重要內容。宇宙由這“三個世界”組成，雖然它們彼此相互獨立，但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世界”的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對另外兩個“世界”產生影響。相應的，在數字圖書館中，技術為人文提供技術支撐，人文為技術指明發展方向。

在數字圖書館的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我們始終要樹立“技術與人文并重”的思想，“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道’與‘器’的辯證關系的理解，還是現代文明要實現的‘人文’與‘技術’的和諧，都不會片面地強調其一端不及其余”[10]。技術為人改造“世界1”、豐富“世界3”提供了技術和手段，人文引導技術朝著圖書館的辦館理念、辦館宗旨前行，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數字圖書館給傳統圖書館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通過新形式和技術將知識呈現給人們。但在數字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始終不能背離“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辦館宗旨和辦館理念。從波普爾“三個世界”和諧發展的視角分析，只有實現技術化與人文化的有效融合，才能加快實現數字圖書館向智慧圖書館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牟臨杉.數字圖書館建設中技術與人的若干沖突[J].現代情報,2004(07):76-77+79.

[2]肖希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走向21世紀的圖書館[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01):84-88.

[3]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M].舒煒光,卓如飛,周柏喬,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4]劉植惠.情報學基礎理論講座[J].情報理論與實踐,1987(03):35-37.

[5]高萍.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及其啟示[J].才智,2009(26):159-160.

[6]王克迪. 信息化視野中的“三個世界理論”[D].北京:北京大學,2000.

[7]楊志剛,周鳳飛,李潔.求證：數字圖書館是技術化與人文化的辯證統一[J].情報雜志,2008(04):67-70.

[8]肖希明.圖書館呼喚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J].圖書館,2000(01):15+14.

[9]王曉紅.論網絡環境下數字圖書館技術化與人文化的融合[J].河南圖書館學刊,2008(01):44-46.

[10]范興坤.圖書館學“人文”與“技術”性的“道”“器”辯證[J].圖書館,201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