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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下，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多樣。怎樣把電子數據的優越性在古籍中體現出來，可以從選題開始探討。選題是圖書出版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大型古籍影印圖書的出版有其特殊性，現對古籍影印出版選題和策劃的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讀者對象、規模、印數、定價、數字化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簡要討論。

古籍影印的有關政策

“編輯學”這一名詞首次在我國提出，是在李次民的《編輯學》中。之后，陳仲雍在《科學地編輯與編輯的科學》中，呼吁建立“編輯學”學科，研究編輯規律。1983年，錢學森提出，“編輯工作也是一門科學，要研究它工作中有什么規律”。同年，胡喬木在給教育部的信中說，“編輯之為學，非一般基礎課學得好即能勝任”，建議在高校開設編輯學專業，并提出了建立編輯學專業的一些具體意見。199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首次編列“編輯學”條目。1999年版的《辭?！沸铝?/span>“編輯學”專條。在《辭?！罚ǖ诹妫┲?，“編輯學”條解釋為：“研究傳播媒介中的編輯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主要任務是對凝聚于各類出版物、廣播節目、電視節目等中的編輯勞動的性質、任務、方式、價值進行闡述，并對編輯工作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聯系與影響予以分析。按編輯工作對象可分為圖書編輯學、刊物編輯學、報紙編輯學、電子出版物編輯學、廣播編輯學、音像制品編輯學、因特網出版物編輯學、影視編輯學等。”《辭?！罚ǖ谄甙妫┲?，“編輯學”條解釋為：“研究傳播媒介中的編輯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主要任務是對凝聚于各類出版物、廣播節目、電視節目等精神文化產品中的編輯勞動的性質、任務、方式、價值進行闡述，并對編輯工作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聯系與影響予以分析。按編輯工作對象可分為圖書編輯學、刊物編輯學、報紙編輯學、電子出版物編輯學、廣播編輯學、音像制品編輯學、互聯網出版物編輯學、影視編輯學等。”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編輯工作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出版工作由編輯、復制和發行構成，編輯是出版物復制和發行的前提，劉光裕先生認為“編輯學的研究必須著眼于編輯活動”，他強調了編輯的價值，并提出了“有出版才有編輯”的觀點。他在《怎樣理解編輯的概念》中，認為“編輯是在利用傳播工具的傳播活動中，處于作者和讀者之間進行的種種出版前期工作”。沒有編輯工作，出版物的復制和發行就不能進行。編輯工作的質量和水平，直接影響復制和發行的效果。

1981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span>2020年的《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編制“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劃和2021—2030年國家古籍規劃的通知》也提到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本褪?/span>對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加以比較，考訂文字的異同，目的在于確定原文的真相。整理古籍的目的就是為研究者們提供一個最可靠的本子，盡量恢復古籍本來的面貌。2021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國推薦經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的文件中，公布了首批向全國推薦的40種經典古籍及其179個優秀整理版本，意在為廣大讀者遴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要之書”“最善之本”，堅定文化自信，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薄拔覀円Y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span>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還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文學家、藝術家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實，但有責任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古籍影印選題的價值和對象

大型古籍影印圖書的選題與策劃應主要從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兩方面來看。文獻是不是獨一無二的文獻匯總，是不是填補了學術空白的文獻，是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的精品，是不是從未披露過的文獻的匯總，是不是某一學科領域中集大成的文獻，是不是尚未出版的選題等。當然，選題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越高，選題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大型古籍影印圖書的選題論證也應該群策群力，慎之又慎，多聽目錄版本學家、相關學科專家、資深老編輯、以銷售大型圖書見長的書商等的意見。把各方面的意見都聽全面了，才能把可能發生的風險降到最低。

選題是圖書出版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古籍影印出版也不例外。古籍影印出版與一般圖書的出版又有不同，主要是古籍影印出版全部是舊書重印。因此，不少人認為不需要在選題與策劃上下什么功夫。但事實并非如此，古籍的影印出版是經過編輯或編輯團隊的深思熟慮后的排列組合，目的是使原有古籍煥發出新的活力。因此，首先要明確購買者的人群定位。第一，影印古籍的購買者主要是科研機構、大學院校和大中型圖書館。這一類購買者購買力高、數量少，因此由多種圖書合輯而成的叢書適合這類人群。第二，要應學術界研究工作的需要。要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因此可以編制專題類叢書，要小而精，這樣可以使原本分散的史料物盡其用。而且后期的宣傳與銷售也要有針對性，因為這類叢書體量小，一般對這類叢書有興趣的讀者也是有能力且會購買的讀者。第三，從商業經營來看，叢書的組合方式也靈活多變，因此要優化資源。大型叢書可根據專業內容進行拆分，專題叢書也可以進行整合，以擴大圖書的銷售規模。

古籍影印的選題規模

有了明確的讀者定位，在選題規模上就可以有的放矢。對一些讀者面過窄的叢書，規模不能太大，否則銷售起來會有困難。而對一些讀者面較寬的叢書，規模太大，也會產生銷售問題。對此，可以采取分編出版的方式陸續出版。分編出版時要依據影印古籍的出版規律，均衡搭配，不給購書者更多的選擇余地。還可以使用打包搭售的方式，將比較珍貴或價格昂貴的古籍資料與價值或價格相對較低的古籍資料進行搭配組合，以達到效益最大化。

從現存古籍整體來看，古籍是稀缺資源，屬于被搶救和被保護的對象，因此，這種打包搭售的方式完全是可以的，這一方式也可以使大量看似不重要、價值不高的古籍資料得到保護并得以傳承。古籍文獻價值的高低是相對的，價值的高低轉換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古籍影印的書稿形式和印刷問題

古籍影印的書稿形式主要有古籍原書、縮微膠片、早年出版的古籍影印圖書三種。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現存古籍善本中屬于傳世孤罕本的有4.5萬種之多。在古籍收藏館中，國家圖書館是第一收藏大館。在使用高校圖書館的古籍時，可以采取共同編輯等方式，因為高校圖書館古籍部的工作人員一般都熟悉古籍整理業務，又經常參與采購圖書，與他們合作，不僅能使古籍影印出版的質量得到保證，還可以節省出版社的人力。同時，與藏書單位打交道時，應考慮一個長遠的規劃，以降低費用，擴大古籍的使用數量。古籍收藏館中一般都有古籍縮微膠片。對于規模較大的古籍影印項目，可以選擇縮微膠片，這樣不但可以節省復制開支，還可以縮短圖書的制作周期。另外，民國時期出版了一批印制精良的古籍影印圖書，可將其用作影印底本，以便查漏補缺。

古籍由于時代久遠，紙質與墨色已經發生改變，在進行拍攝或掃描時，應該注意不要損壞古籍。古籍篇幅大小不等，還有眉批、加注等，這些內容在編輯加工時應該進行前期處理，以便印刷。現在多用硫酸紙復制后曬版，而不用照相或膠片，這是因為這樣印刷出來，成書后的版面效果與古籍的特征很吻合。而且古籍影印印量雖然大，但印數少，這種用硫酸紙復制后曬版的工藝，制作價格也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節約成本。

古籍影印中的版面設計和安排

前文提到了古籍版面篇幅大小不等、字大行稀、成書尺寸大而版心小等問題。為了縮減影印古籍的篇幅，使其便于使用并降低成本，可以縮小天頭、地腳等地方，使全書風格統一。為了使用方便，符合現代人的看書習慣，雙面印刷，每頁放上原書的半個筒子葉的內容。另外，也可以設計成雙欄，將一個筒子葉打開，每頁上下并排放兩個筒子葉。但這種設計會使原書縮小很多，文字過小，會影響閱讀。古籍影印還有一種方式——仿真印制。仿真印制不是仿真制作。仿真制作不僅需要在仿真印刷方面依照原書，還需要在材料的使用、開本大小、裝幀形式等方面嚴格依照原書。而仿真印制，是通過制版印刷的工藝，還原古籍原書的圖像效果，并不計較材料與裝幀形式。古籍的仿真印制比仿真制作的實用價值更高。

大型古籍影印圖書涉及的古籍品種少則數百，多則數千，而采用什么底本由編輯決定，這就要求編輯必須具備一定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知識。影印底本的確定，一般由相關領域的專家提出意見及名單。當然，在訪書過程中也會出現原定的本子找不到，原書漫漶不清、缺損嚴重等問題，這就需要與版本目錄學家溝通，再決定替換的本子。影印底本一般年代久遠，難免有污漬、破損等現象，這就需要描潤。而為了保持原書樣貌，一般只作去灰底、墨點、污漬的工作，不涂描字跡筆畫，以免因誤認而增加新的錯誤。文獻因年代久遠，個別葉子可能無法閱讀或有所缺失，這種情況就需要配葉和補葉。配葉和補葉的原則是配補上的葉子必須與原書是同一版本，行款完全一致，配補上去的葉子與前后葉能連起來且完全能讀通，否則不能配補。

古籍影印中的印數和定價

古籍影印出版一般規模較大，不管是制作周期還是銷售周期都較長，所需資金多，倉儲成本高。為規避風險，首先要明確購買用戶，對此前面已經提到。其次，還可以參照其他出版社同類圖書的發行量及本社的發行能力，采用邊制作邊征訂的方法，確定一段時間內的印數，這樣就可以避免因造貨不足導致的利潤流失。另外，印數與定價是密切相關的。大型古籍影印圖書有其特殊性，其購買者也較為固定，所以一定的、合理的定價幅動，一般不會引起市場份額的變化。不過，由于大型古籍影印圖書制作成本高，客戶相對穩定，短期內無法重印，資料珍貴，有升值空間等，一般采用“少印數、高定價”的策略。最后，古籍影印圖書還要考慮不同使用對象不同定價的原則，專業工作者需要注重內容質量第一，而普及讀物要注意用低價位打開市場。

古籍影印中的數字化

從收藏和利用角度來看，電子數據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古籍由于其特殊性，其向電子信息轉化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困難需要解決。數字化的古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通過掃描儀器直接獲取的古籍的圖像形式，二是通過人工或計算機技術把古籍中的文字錄入計算機形成的文本形式。古籍影印出版大多采用第一種圖像形式。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對文獻原件色彩、細節的再現等的能力已非印刷品所能及，而且對古籍內容的使用、普及、超文本鏈接等方式，都會給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利用方式。

2017年文化部印發的《“十三五”時期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規劃》中明確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展覽展示、數字化服務、影印出版和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等多種方式，加強對中華古籍的揭示和利用，發揮古籍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服務功能。”古籍整理工作的對象雖然是陳舊的東西，但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是現代人，因此，我們要用現代的眼光分析古籍，傳承古籍，從中汲取營養。2018年的專題節目《榜樣3》中，介紹了中央編譯局原局長宋書聲，他曾參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審稿工作，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研究，堅持“用一輩子做一件事”，默默無聞幾十年，將馬列著作翻譯到國內，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翻譯成外文，在國際上傳播。編輯應當以宋書聲先生為榜樣，除了熟練掌握必要的基礎知識外，還應自覺學習新知識、新技能，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對待稿件要審慎，特別是在涉及重大政治、領土、民族關系等復雜問題時，要冷靜、謹慎；在對待習非成是等問題時，要有版本依據和裁斷。